陶侃惜谷,陶渊明传
分类:人物故事

陶侃出生江西,是东晋时期的名将,也是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出身贫寒,历任荆州刺史、太尉、武昌太守、荆江二州刺史等职,封爵长沙郡公;曾平杜弢、张昌起义,定陈敏、苏峻之乱,擒获郭默父子,治下荆州“路不拾遗”,为稳定东晋政权、造一方百姓安宁作出了巨大贡献。陶侃为人勤勉廉洁、不饮酒赌博,人品高洁为后世赞颂,被列为武庙七十二将之一。公元334年,陶侃逝世,追赠大司马,谥号桓。人物生平 仕途艰难 陶侃原籍都昌,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陶侃先世并无显赫的记载,他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他出身寒门。其父陶丹,在三国孙吴时曾任扬武将军,地位不高。陶侃年幼而孤贫,最初任县中小吏。 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他母亲于是剪下自己的长发卖给别人做假发,换得酒菜,客人畅饮极欢,连仆从也受到未曾想到的招待。范逵告别时,陶侃相送百余里。范逵问:“卿想到郡中去任职吗?”陶侃回答:“想去,可苦于无人引荐。”范逵拜见庐江太守张夔,极力赞美陶侃。张夔召陶侃为督邮,领枞阳县令。在任上以有才能而著名,又迁任主簿。值州部的从事到郡中,想找点岔子处罚他,陶侃关上门严格约束部下,对从事说:“若我们有错误,自当按宪令处治,不应这样相逼,若不按礼法办事,我也能对待。”从事只好离去。张夔之妻生病,需要到几百里之外去接医生,当时大雪天寒,主簿等僚属们都感到为难,独陶侃说:“侍君侍父是为臣为子之义,郡守夫人,就同我们的母亲一样,哪有父母有病而子女不尽心的。”于是主动要求前往。大家都佩服他的礼义。长沙太守万嗣来到庐江,见到陶侃,诚心敬悦,对他说:“你最终一定会有名的。”让自己的儿子与陶侃结为好友才离去。 张夔后来举荐陶侃为孝廉,陶侃到洛阳后,几次拜谒张华。张华开始认为他是来自偏远之地的人,不大理睬他。但陶侃每次去,都神色安然。张华后来与他交谈,大为惊异。陶侃得以除任郎中。伏波将军孙秀是灭亡的孙吴宗室,名望不高,北方士族都耻于任他的掾属,孙秀因为陶侃出身寒族,于是召他为舍人。当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是陶侃的同乡,被乡中舆论一致称扬。陶侃拜见他,他评价说:“《易经》上说:‘坚固贞正,足以干事。’陶士行就是这样的人。”杨晫和陶侃一同乘车去拜见江南名士中书郎顾荣,顾荣也很看重他。吏部郎温雅对杨晫说:“你怎么和小人同乘一辆车呢?”杨晫说:“他可不是普通的人。”当时的清谈领袖乐广要会见南方的名士,武库令黄庆推荐了陶侃。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黄庆说:“这人终会前途远大,有什么可疑的。”黄庆后来任吏部令史,就推举陶侃为武冈县令。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不和,于是弃官回家。后来又当过郡里的小中正。 崭露头角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 太安二年,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任命刘弘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率军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校尉长史,领大都护,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此时,张昌用全部兵力包围宛城,打败前将军赵骧的军队,杀死羊伊,刘弘只好撤退至梁县。张昌围攻襄阳,但失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派陶侃等人在竟陵进攻张昌。陶侃等人屡次与张昌交战,大败张昌,前后斩杀数万人,张昌逃窜到下山,他的部众全部投降,荆州平定。 事后,刘弘感叹的对陶侃说:“我过去担任羊公的参军,羊公说我日后一定能到他的地位,今天看到你,一定能够继承老夫我。”后因军功被封为东乡侯,食邑一千户。 永兴二年,扬州刺史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于是起兵占据扬州,又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意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鹰扬将军,率军抵御陈恢。陶侃齐备仪仗,将母亲接到官舍,乡里都大觉荣耀。随郡内史扈怀在刘弘面前挑拨说:“陶侃与陈敏有同乡之谊,他如今在大郡任太守,统领强兵,倘若有异心,荆州就失去东大门了。”刘弘回答说:“陶侃忠直能干,我了解他很久了,他一定不会这样的。”陶侃听说后,派儿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到刘弘那里为质,来加强刘弘对他的信任,刘弘任他们为参军,给予赏赐,将他们送回江夏。说:“贤叔要征战出行,而祖母年事已高,你们应该回去。村野匹夫互相交往,尚且不负心,何况大丈夫呢!”再加陶侃为督护,让他和诸军并力抗击陈恢。陶侃以运输船作战舰使用,有人说不能这样作,陶侃说:“用官船来打官贼,有什么不行的?”陶侃与陈恢交战,多次击败陈恢。又和皮初、张光、苗光在长岐共同击败陈敏的部将钱端。陶侃治军严肃整齐,凡有缴获,全部分赏士卒,自己身无私财。 光熙元年,陶侃的伯乐刘弘病故。不久,陶侃因母亲湛氏病故而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陶侃担任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江州刺史华轶上表推荐陶侃任扬武将军,驻军夏口,又任命其侄陶臻为江州参军。华轶与琅邪王司马睿素来不和,陶臻担心将来有灾难,借口有病回到陶侃身边,告诉陶侃说:“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大志,但没有多大才能,并且和琅邪王有矛盾,灾祸就快来临了。”陶侃大怒,把陶臻送归华轶处,陶臻则趁机东投司马睿,司马睿见到陶臻很高兴,任命他为参军,并加陶侃为奋威将军,赐赤幢曲盖轺车及鼓吹,陶侃于是和华轶断绝了来往。 永嘉五年,琅邪王司马睿命王敦统领甘卓、周访等沿江击败华轶。华轶兵败被杀后,陶侃升任龙骧将军、武昌太守。当时天下饥荒,山中蛮贼常拦截长江上船只抢劫。陶侃令部下诸将假扮商船引诱山贼,山贼果然前来,活捉了数人,结果审问,得知他们原来他们是西阳王司马羕的部下。陶侃派兵逼司马羕交出盗贼,自己带兵在钓台列阵以为后继。司马羕只好把帐下二十人绑送出来,陶侃将他们斩杀,从此水陆交通安全畅通。返家的逃亡者络绎不绝,陶侃竭尽财力资助他们安家定居,又在郡东设立与夷人交易的市场,大收其利。 司马睿虽占据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司马睿派陶侃击杜弢,命振威将军周访、广武将军赵诱受陶侃指挥。陶侃令二将为前锋,侄儿陶舆为左翼,向杜弢发起进攻并将其击败。 建兴元年,荆州刺史周顗被杜弢围困在浔水城。陶侃派部将朱伺前去救援,杜弢退守泠口。陶侃判断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迅速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令朱伺率伏兵迎头痛击,大破杜弢,缴获大批辎重,杀伤众多敌兵。杜弢败军退入长沙。陶侃派遣参军王贡向王敦报捷,王敦说:“要不是有陶侯,就会失去荆州啊。伯仁刚到任,就被贼兵击败,不知道他怎么能当刺史?”王贡说:“我们荆州正值多难之时,非陶龙骧治理不可。”王敦同意,即上表拜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管领西阳、江夏、武昌等郡,镇守在沌口,又移镇沔江。派朱伺等人征讨江夏乱贼,消灭了他们。贼寇王冲自封荆州刺史,占据江陵。王贡回到竟陵,假借陶侃的命令,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杀了王冲,收降他的部下。陶侃召杜曾前往,杜曾未到,王贡害怕假传命令的事会获罪,就和杜曾一起反叛。王贡在沌阳向陶侃的参军郑攀发起攻击,将其击败,又在沔口打败朱伺。陶侃准备移师退守,又被部将张奕迷惑,于是按兵不动。不久,王贡军到达,陶侃被打得大败。叛军钩住了陶侃的乘船,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而朱伺奋力苦战,陶侃才得以脱险。张奕投奔叛军,陶侃也被免职。但王敦还是上表请陶侃以布衣身份领职。 陶侃再次率周访等进兵入湘,让都尉杨举为先锋,将杜弢击败,屯兵于城西。陶侃的部下致辞于王敦,为陶侃辩白,王敦于是上奏请恢复陶侃的官职。 杜弢部将王贡率三千精兵,出武陵江,诱骗五溪蛮夷相助,以水师截断官军道路,直逼武昌。陶侃派郑攀及伏波将军陶延连夜进军巴陵,出奇兵大败王贡,斩首千余级,归降者达万人,王贡只好退回湘城。叛军内部产生了矛盾,杜弢因怀疑张奕而杀了他,叛军都不自安,降者日益增多。王贡又来挑战,陶侃在远处对他说:“杜弢是益州的小吏,盗用国库钱财,父亲死后竟不奔丧。你本是好人,为何要跟随他胡为?天下难道有善终的叛贼吗!”王贡开始将脚横架在马背上,一副傲然无礼的样子,陶侃说罢,王贡肃然放下脚来端坐,神色言辞显得很恭顺。陶侃知道他可以改变,再次予以说服,并截发起誓,王贡于是归顺陶侃。杜弢败走,陶侃率军攻克长沙,俘获了杜弢部将的毛宝、高宝、梁堪后回师,杜弢起义被平定。 广州生涯 王敦非常忌妒陶侃的功劳,陶侃要返回江陵,准备向王敦告辞,皇甫方回和朱伺等人劝谏,认为不能前往。陶侃不听,王敦果然把他留住,降为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让自己的堂弟王廙任荆州刺史。陶侃在荆州的僚属请求王敦留下陶侃,王敦怒而不许。陶侃部将郑攀、苏温、马鯭等人不愿南下,就到西边迎接杜曾以抵抗王廙。王敦认为郑攀这样做是奉陶侃的旨意,于是穿上铠甲手持兵器,想要杀掉陶侃,但往复几次还是拿不定主意。陶侃严肃地说:“使君雄毅果断,能裁决天下事,今天怎么这样犹豫不决。”便起身入厕。王敦的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和陶侃为姻亲,如同一左一右两支手,哪有砍他左手而右手不来帮忙的。”王敦这才作罢,设宴为陶侃饯行。陶侃连夜出发,王敦又留陶瞻为参军。陶侃到达豫章后,见到周访,流着泪说:“如果不是有你作外援,我性命难保。”陶侃继续前进到达始兴。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交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他的计谋,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都请求乘胜进攻温劭,陶侃笑着说:“如今我已是威名显赫,何必再动刀兵,只需要一纸布告就可以解决。”于是下书告谕,温邵因害怕逃走,追兵在始兴将他抓获。陶侃因功被封为柴桑侯,食邑增至四千户。 太兴元年,陶侃进号平南将军。不久,又加都督交州军事。 忠顺勤劳 永昌元年,王敦之乱爆发。三月,朝廷下诏陶侃以本职领江州刺史,又转任都督、湘州刺史。王敦攻入建康,把持朝政后,恢复了陶侃的本职,又加散骑常侍。当时交州刺史王谅为叛贼梁硕杀害,陶侃派部将高宝进击,将梁硕击败。朝廷于是下诏命陶侃领交州刺史。根据陶侃前后的功劳,封其次子陶夏为都亭侯,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太宁三年,王敦之乱平定后,晋明帝司马绍为避免重蹈覆辙,在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职务,使方镇互相牵制。于是在同年五月任命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其他职务如故。荆楚民众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互相庆贺。 陶侃治荆州,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在秋熟收获之时常买米,等到饥荒时又减价卖出救济。使得官民欢悦,都依靠他救济得以生存。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此说虽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确是事实。 平息叛乱 同年,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 咸和元年,平南将军应詹去世,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 咸和三年,苏峻之乱爆发,建康被叛军所占领,陶侃的儿子陶瞻也被叛军杀害。此时,平南将军温峤邀请陶侃出兵一同勤王。当初,明帝驾崩时,陶侃并不是辅政大臣之一,他对此深为遗憾,于是答复温峤说:“我是在外守边的将领,不敢超越自己的职分。”温峤坚决要求他出兵,并推举他为盟主。陶侃这才派督护龚登率兵来与温峤合合,随后又将龚登追回。温峤在书信中以苏峻杀害陶瞻的事来激怒他,陶侃的妻子龚氏也力劝他出兵,陶侃于是戎服登舟而行,昼夜兼程,连陶瞻的丧礼也未参加。五月,与温峤、庾亮等人齐会在石头城下。诸军就要展开决战,陶侃认为贼兵强盛,不可硬攻,当等待时机以智而破之。几次出战都未能取胜,诸将请求在查浦修筑营垒,而监军李根则建议在白石修营垒,陶侃不同意,他说:“如果筑垒不成,就追究你。”李根说:“查浦地势低下,又处在水南,只有白石地形险要坚固,可容纳数千人,不利于敌人进攻,是灭敌的好办法。”陶侃笑着说:“你真是一员良将。”于是采用李根的建议,连夜修造,天亮时就造成。叛军看到新建成的营垒,大为惊恐。叛军进攻大业营垒,陶侃准备救援,长史殷羡说:“陆战我们不如苏峻,如果派人去救大业,那大事难成。现在应该急攻石头城,苏峻必定会救援,这样大业就解围了。”陶侃听从了殷羡的建议,苏峻果然丢下大业来支援石头城。诸路义军和苏峻交战,陶侃的督护竟陵太守李阳的部将彭世在阵上斩杀苏峻,叛军大乱。苏峻之弟苏逸收聚残兵,陶侃与诸军在石头城击斩苏逸。 在平定苏峻之乱的过程中,陶侃是勤王军的盟主。当时庾亮率军攻苏峻,反为其所败,于是把符节交给陶侃谢罪。陶侃却说:“古人曾有三败,君侯您才败两次。现在是紧急关头,不该计较这些。”陶侃对庾亮如此宽容,诸将都奋力作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缺粮,想陶侃借粮,陶侃恼怒之下反而想撤回荆州。经毛宝劝解,陶侃才分五万石米给温峤,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众人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后,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位极人臣 咸和四年,苏峻之乱平定,陶侃回师江陵。三月初十,陶侃因功升任侍中、太尉,加授都督交州、广州、宁州等七州军事,加羽葆鼓吹,封爵长沙郡公,食邑三千户,又赐绢八千匹。陶侃因为江陵位置偏远,于是移镇巴陵。当时割据辽东的慕容廆与陶侃通信,不仅称赞王导和庾亮,而且称陶侃是“海内之望中唯足为楚汉轻重者”,可见陶侃此时的地位威望。 咸和四年十二月,后将军郭默擅自杀害江州刺史刘胤,执政的丞相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便任命他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一甩袖子站起来说:“这其中必定有诈。”随即要率兵征讨郭默。郭默派使者送陶侃妓妾和绢,并写密诏呈送给陶侃。陶侃的僚佐大多劝谏说:“郭默不受诏令,怎敢做这种事。如果要进军,应该等待诏书。”陶侃神色严厉的说:“天子年幼,诏令并非出于己意。刘胤被朝廷重用,虽然所任非才,但为何胡乱遭到极刑。郭默恃仗骁勇,行事贪婪横暴,因国家大难刚刚平定,朝廷法令纲纪宽松简略,想乘机肆行无忌罢了!”便派使者上表陈述郭默的罪状,并写信给王导说:“郭默杀死刺史就任用他为刺史,如果他害宰相是不是就要任他为宰相呢?”王导这才收起先前被示众的刘胤首级,给陶侃回信说:“郭默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再加上有舰船为其所用,所以包涵忍耐,让他占据那地方,朝廷因此得以秘密戒备。等足下大军到达,风驰赴敌,这难道不是暂且顺从,等待时机再定大事的策略吗!”陶侃笑着说:“这的确是对此贼屈从的策略。”随即起兵抵江州,郭默想向南占据豫章,适逢陶侃的军队到达,郭默出战不利,进城固守,用米堆成垒堡,显示自己粮食有余。陶侃修筑土山与他对垒。同年三月,庾亮的军队到达湓口,各路军队会齐。五月,郭默的部将宋侯捆绑郭默父子出城投降。陶侃在军门前将郭默斩首,首级传至建康。郭默在中原时,多次与石勒交战,石勒的部下都害怕他,听说陶侃兵不血刃就擒拿郭默,更加敬畏陶侃。苏峻的部将冯铁杀了陶侃的儿子后投奔了石勒,石勒让他任边将。陶侃把事情真相告诉了石勒,石勒就杀了冯铁。朝廷下诏陶侃领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军事,部下增设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掾属十二人。陶侃领兵回到巴陵,再移镇武昌。 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在于要笼络郭默对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 事后,陶侃任命张夔之子张隐为参军,范逵之子范珧为湘东太守,以刘弘的曾孙刘安为掾属,上表褒赞梅陶。凡是他微贱时受过别人的恩惠,哪怕是一餐饭他也必定报答。 此后,陶侃曾欲举兵废黜王导,但因庾亮调解以及王导的亲家徐州刺史郗鉴反对才作罢。 陶侃驻守在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次都不回答,而众人一直说此事,陶侃于是在率将佐过江围猎时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至咸康五年,后赵派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咸和七年,陶侃派毌丘奥经营巴东,又派其子陶斌和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派侄儿陶臻、竟陵太守李阳等共同攻下新野,收复了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朝廷拜陶侃为大将军,赐予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的殊荣,被陶侃上表坚决辞让。陶侃到晚年时深感物极必反的道理,因此不参与朝政,多次想告老还乡,但被佐吏们苦苦相留。 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 咸和九年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派左长史殷羡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等,都有簿录统计,封存仓库,由陶侃亲自上锁。陶侃将后事托付给右司马王愆期,加职都护,命他统领文武官吏。十二日,陶侃乘车离开武昌,到渡口乘船,准备返回长沙,回头对王愆期说:“老夫现在蹒跚难行,正因你们阻拦。”次日,陶侃于樊溪去世,享年七十六岁。根据他的遗嘱,众人把他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他的旧部又在武昌城西为他刊石立碑、作画像。成帝下诏追赠陶侃为大司马,赐谥号“桓”,以太牢礼祭祀。 永初元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刘宋,当时前朝东晋的封爵中只有王导、谢安、温峤、谢玄与陶侃的子孙爵位未被废除。其爵位长沙郡公被降封为醴陵县侯,食邑五百户。陶侃惜谷 陶侃惜谷的故事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陶侃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诘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植,家给人足。” 讲的是陶侃爱民如子、珍惜粮食和尊重劳动人民的成果的故事。 陶侃曾经出游时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把还未成熟的稻子,就问他:“这是要做什么?”那人答道:“我走在路上看见的,随便取来玩玩罢了。”陶侃听后,生气地说道:“你既不种田,竟然还为了玩乐而破坏农民的庄稼!”于是命人将那人抓起来用鞭子打。从此百姓们勤恳耕种,家家户户丰衣足食。陶侃梦天门典故 “陶侃梦天门”出自秦观的《次韵太守向公登楼眺望二首》,诗人以陶侃来拟向宗回,祝愿他像陶侃那样,为巩固赵宋王朝而效力。 《晋书·陶侃传》称陶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陶侃与陶渊明的关系 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又名陶子行,他的故乡在现在的江西省境内。陶侃是东晋的一位名将。人物评价 师圭: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 谢安: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房玄龄评价他: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陬落之间,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宏总上流。布泽怀边,则严城静柝;释位匡主,则沦鼎再宁。元规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贵,服其言而动色。望隆分陕,理则宜然。至于时属云屯,富逾天府,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无求备’,斯言之信,于是有征。 司马光:晋室既衰,中原云扰,刘石慕容之辈,弥漫河洛,蟠据岱华,宫阙芜没,陵庙隳焚。元帝以宗室疎属,遁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晋者,皆裹粮而归之,国于荆扬之间,子孙相承不绝如线。 苏轼:陶威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晋史》书折翼事,岂有是乎? 朱熹:晋侍中、太尉、长沙陶桓公兴建义旗,康复帝室,勤劳忠顺,以没其身。 伟人毛泽东评价道:古之人有行之者,陶侃、克林威尔、华盛顿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盖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无止,以有止御无止则殆。圣人知之,假是以复其神,使不瘁也。

太兴初年,陶侃进号平南将军,加都督交州军事。永昌元年正月,王敦起兵反晋。三月,陶侃领江州刺史,但并未直接参加平叛。

陶侃,江西都昌人,东晋大司马。初为县吏,渐至郡守。永嘉五年,任荆州刺史。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他精勤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称道。 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又是江南的少数民族,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家境贫寒,仕途艰难 陶侃,字士行,原籍都昌,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盘瓠蛮即溪族杂居的地方。溪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元康元年,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军功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时荆州刺史周访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着,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着。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忠顺勤劳似孔明” 太宁三年,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讧。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①,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缜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都督八州,怀止足之分 太宁三年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酝酿中的荆、扬矛盾出现变化。苏峻攻进建康,挟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时,凭江州兵难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遂邀陶侃率荆州兵同赴国难。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后温峤“固请之”,其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即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使诸军能够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叛乱。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陶侃对庾亮如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咸和五年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指责王导这种纵容作法,随即起兵抵江州,将郭默等斩首。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咸和九年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5
  王敦之乱刚刚平定下来,朝野上下以为可以过几年太平日子了,没想到又发生了苏峻之乱。苏峻本来是临淮太守,在平定王敦之乱中功劳最大,调任历阳内史,担负了保卫京师的重任。他又不断招收亡命之徒,势力日益壮大,但还没有谋反篡位的野心,他是被庾亮逼反的。

咸和五年正月,陶侃与庾亮共讨郭默。二月,郭默畏惧陶侃欲退而南据豫章,适值陶侃率兵赶到。郭默只得出战,不利,遂入城固守。三月,庾亮军至湓口,讨郭默诸军齐集。五月,郭默部将宋侯缚郭默父子投降,陶侃斩郭默。

                   10
  公元339年(晋成帝咸康五年),王导和庾亮相继去世,庾亮的位置由他的弟弟庾翼接替。庾翼当时年仅三十六岁,却比他哥哥有作为,几年下来将荆江几郡治理得很好,黄河以南的敌区有好几路人马来归附。他被朝廷赐封安西将军,孟嘉做过他的军曹。后来孟嘉还做过江州别驾、巴丘令这些官职,等到庾翼去世,桓温接替了庾翼的职务,他又做了桓温的参军。

六月,张昌集中兵力北上攻宛,杀守将羊伊,又击败晋前将军赵骧。刘弘退守梁县,留陶侃等人守襄阳,张昌转攻襄阳,不克。七月,东路义军在石冰率领下攻破江、扬二州。短短几个月,义军势力扩大到荆、江、徐、扬、豫五州的大部分地区。

  从这些小事情上,就可以找到陶侃的军队屡战屡胜、无人敢与争锋的原因。

七月,祖约因抵御后赵军失败,自寿春逃奔历阳。九月,陶侃遣将至句容、湖孰等地烧苏峻军粮,后闻苏峻军急攻京口一带之大业垒,陶侃想派兵去援求,长史殷羨说:“若遣救大业,步战不如峻,则大事去矣。但当急攻石头,峻必救之,而大业自解”。于是陶侃遂督水军向石头进攻。温峤、庾亮统步军自白石垒南进击。苏峻遣将击败赵胤部,乘势率数骑突阵,遭晋军阻击,回营时,马失前蹄,被陶侃部将彭世等所杀。苏峻死后,其部属推苏逸为主,闭城自守。此时,苏峻军兵势已衰。

                   4
  话说陶侃响应甘卓的邀请,也起兵讨伐王敦,突然又接到了皇帝特命他罢兵的驺虞幡,叫他原地休息。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敦深知这两路兵马绝不能等闲视之,又觉得自己篡位的时机还不成熟,同朝廷妥协了,答应了晋元帝罢兵的要求。晋元帝于是下诏,以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官比叛乱前更大了。王敦心满意足,罢兵而去,甘卓和陶侃也只好收兵了。

建兴三年二月,王敦命陶侃、甘卓等进攻杜弢。陶侃率周访等进军入湘,派都尉杨举为先锋,大败杜弢,屯兵于城西。因此战有功,陶侃的佐史辞对王敦说:“州将陶使君孤根特立,从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辅翼刘征南,前遇张昌,后属陈敏,侃以偏旅,独当大寇,无征不克,群丑破灭。近者王如乱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驰,其余郡县,所在土崩。侃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子来之众,前后累至。奉承指授,独守危厄,人往不动,人离不散。往年董督,径造湘城,志陵云霄,神机独断。徒以军少粮悬,不果献捷。然杜弢慑惧,来还夏口,未经信宿,建平流人迎贼俱叛。侃即回军溯流,芟夷丑类,至使西门不键,华圻无虞者,侃之功也。明将军愍此荆楚,救命涂炭,使侃统领穷残之余,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比屋相庆,有若挟纩。江滨孤危,地非重险,非可单军独能保固,故移就高莋,以避其冲。贼轻易先至,大众在后,侃距战经日,杀其名帅。贼寻犬羊相结,并力来攻,侃以忠臣之节,义无退顾,被坚执锐,身当戎行,将士奋击,莫不用命。当时死者不可胜数。贼众参伍,更息更战。侃以孤军一队,力不独御,量宜取全,以俟后举。而主者责侃,重加黜削。侃性谦冲,功成身退,今奉还所受,唯恐稽迟。然某等区区,实恐理失于内,事败于外,豪厘之差,将致千里,使荆蛮乖离,西嵎不守,唇亡齿寒,侵逼无限也”。于是陶侃被恢复官职。

  七十多岁后,他屡次要告老,幕僚们苦苦挽留。到七十六岁那一年,得了重病,他派人到建康去请求辞职,将自己的所有官印和官服,都送归朝廷。同时,他还把所有军资装备和牛马船只,一律造了清册,亲自给仓库上了锁,贴上封条,委托部下暂时管理,等待移交。陶侃自己上船,回到长沙的封邑去。幕僚们送他到江边,他说:“我已经老成这样,手脚都不灵便了,想回家享清福也不行了。这都是你们多次苦留,害了老子。”

在作战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陶侃和温峤召集三军将士,猛攻石头城。苏峻酒醉后冲上阵来迎战,坐骑被绊倒,脑袋也被陶侃的部将割了下来。苏峻的余众继续死守石头城,直到第二年二月,城池才被攻破,苏峻之乱终于平定下来。陶侃在平定苏峻之乱中是盟主,功劳最大,因而被任命为侍中、太尉、都督荆、雍等七州军事,从江陵移镇巴陵(今湖南岳阳)。

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晋元帝司马睿没有办法,就派使者去石头城告诉王敦:“你要我这个皇位,早点说一声就是了,何必劳师动众这么大老远来跑一趟呢?你如果还承认朝廷,就让你的人马都回去,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倘若不行,那我就回琅琊去,把皇位让给你。”

咸和三年正月,两军战于慈湖,晋军失利,司马流战死,叛军攻陷慈湖。苏峻亲率兵2万自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渡口)渡江,与晋廷军战于牛渚山东北之陵口,晋军屡败。二月,苏峻攻至覆舟山,逼近建康。京师大乱。负责守卫朱雀航陵以东的尚书令卞壶统率诸军同苏峻军苦战,战败而死。防卫建康其他诸门的晋军也不敌苏峻军,纷纷溃败。庾亮逃奔寻阳。苏峻兵入建康台城,纵兵烧杀抢掠,驱役百官,改官树党,自称骠骑将军、录尚书事,控制朝政。并遣部将韩晃、管商、张健等分别攻下吴郡及义兴、晋陵等地。三月,苏峻南屯于湖。

  庾亮和当时的众多名士一样,只会清谈玄学,对军事一窍不通,偏偏又自以为是。王导在军事方面给他提了不少建议,庾亮就是不采纳。苏峻轻兵冒进,本来有埋伏在险要地段将他一举击溃的机会,但被庾亮这个睁眼瞎放过了。苏峻很快就攻进建康城里,守城将士奋勇抵抗,连陶侃的儿子庐江太守陶瞻也战死了。庾亮仓皇逃跑,差一点没跑出去,后来总算是逃到了寻阳温峤那里。八岁的晋成帝落到叛军手中,宫廷内外被洗劫一空。

后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

  王敦先是强迫晋元帝让他兼领荆州刺史,后来又擅杀武陵内史向硕,同晋元帝的矛盾一步步加深,使他连王导也疏远起来。晋元帝开始重用御史中丞刘隗和尚书令刁协,想靠这两个人削弱王家势力。但朝野上下几乎全是王家的人,刘隗和刁协为了削弱王家势力,自然得罪了不少人。王敦就将两人作为靶子,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于公元322年(晋元帝永昌元年),在武昌发兵,向建康挺进。

这次惨败使陶侃被降罪免官,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2
  魏晋时代推行“九品中正制”,父爵子袭,代代相传,门阀制度非常森严,出身低贱的人很难当上大官,即所谓“上门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陶侃就是一个出身孤寒的庶人,完全凭着武功一步一步位及人臣。要讲他的故事,还要从他的母亲湛夫人讲起

  陶侃的父亲早死,孤儿寡母的生活很贫寒,湛夫人靠纺纱织布供给陶侃读书交友。她从小对陶侃管教极严,好不容易把陶侃抚养成人,做了寻阳(今江西九江)县的县吏,管理渔梁。陶侃为了孝敬母亲,有一次派人送一条鱼回去。没想到湛夫人把鱼退了回来,还写封信责备他:“你现在只做了一个小吏,就把公家的东西拿回来给我,你以为我会高兴吗?你送给我的不是一条鱼,而是一块心病,让我天天为你担心。”鄱阳县有个孝廉范逵,是陶侃的朋友。孝廉是各地方推荐到朝廷去做官的人选。范逵去朝廷的路上路过寻阳,就到陶侃家来借宿。那是一个冬天,下着大雪,很难找到草料喂范逵的马,湛夫人就把自己床上的新草席悄悄铡碎,用来喂马。她还偷偷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卖给邻居,换钱买来鸡鸭鱼肉款待客人。范逵后来知道了真相,非常感动,叹息道:“不是这样的母亲也生不出这样的儿子!”于是,经范逵的推荐保举,陶侃先在庐江太守张夔手下任督邮,兼枞阳县令。后来得到镇南大将军、荆州都督刘弘的赏识,调到他手下任南蛮长史,因军功升为江夏太守。后来刘弘又让他以鹰扬将军的身份去讨伐企图割据江东的陈敏,陶侃身先士卒,勇往直前,一举平定了陈敏之乱,又升迁为扬武将军、武昌太守。刘弘临死时认定陶侃一定能继承大任治理好荆州,对他寄予厚望。

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西晋宗室瑯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手机版乐白家网址 ,1
  写陶渊明,要从他的曾祖父陶侃写起,而写陶侃呢,就免不了要提到东晋的开国丞相王导,和他那个谋反的堂兄王敦。这个王导,本来是西晋琅琊王司马睿的一个参军,就是他帮助司马睿做了东晋的开国皇帝。

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是吴国的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征讨大军到了建康城下,苏峻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时攻不下来,还打了几个败仗。温峤的人马本来不多,日子一长又没了粮草,陶侃却兵多粮足,温峤就来找陶侃借粮。陶侃一听又有气了,质问温峤:“起兵的时候你说一不愁良将,二不愁军粮,只要借重我来撑个门面,现在却老打败仗,良将在哪里,军粮又在哪里?干脆我还是回荆州算了,等时机成熟了再来平叛。”温峤只好苦苦劝说,好话讲了一箩筐。陶侃再一寻思,不借给他也不行,只好拨了五万石粮食给他。后来温峤派兵偷袭了苏峻的粮仓,将叛军的存粮付之一炬,苏峻的队伍反而饿起了肚子,形势才一点点好转起来。

六月,陶侃病重,他再一次上表请求退位,说:“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圣朝历世殊恩、陛下睿鉴,宠灵弥泰。有始必终,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余寇不诛,山陵未反,所以愤忾兼怀,不能已已。臣虽不知命,年时已迈,国恩殊特,赐封长沙,陨越之日,当归骨国土。臣父母旧葬,今在寻阳,缘存处亡,无心分违,已勒国臣修迁改之事,刻以来秋,奉迎窀穸,葬事讫,乃告老下籓。不图所患,遂尔绵笃,伏枕感结,情不自胜。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是以遣毌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良图未叙,于此长乖!此方之任,内外之要,愿陛下速选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

  庾亮是个见识短浅而又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又喜欢无事生非的人,这样的人一掌权,谁还能过太平日子?他对苏峻不放心,就想下诏调他入朝,解除兵权。王导担心这样做会立即逼反苏峻,他也听不进去。苏峻当然不愿意交出兵权,上书说宁肯调到任何一个荒僻的州郡去,就是不能做朝官。但庾亮就是执意要他入京做朝官,苏峻被逼无奈,只有起兵造反。

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让客人喝得特别高兴,即使是跟随范逵而来的奴仆也觉得大过所望。

  陶侃大军包围了武昌,郭默的将领活捉郭默和他的五个儿子,投降了陶侃。陶侃将郭默父子及同党四十多人就地正法。

王敦之乱被平定,瑯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入主荆州,“楚郢士女莫不相庆”。

  陶侃很廉洁,亲友送东西给他,他一定要先问明白是怎么得来的,如果说得出来历,他就高兴地收下,而且回赠价值数倍的礼品;如果说不出来历,他不仅不收,还要怒颜斥责。

太宁三年,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谁知到了第二年,野心勃勃的王敦得了重病,奄奄一息。晋明帝趁机任命王导为大都督,召集几州人马讨伐王敦。王导听说王敦病重,便率领王家子弟为他发丧,这样,朝野吏民都以为他真的死了,万众一心,要扑灭王敦的余党。

刘弘陶侃的调精锐部队出襄阳向竟陵反击张昌义军,刘乔遣部将李杨进攻江夏。陶侃与张昌多次激战,连连获胜,杀义军数万人。张昌逃奔下俊山,其众尽降。直到太安三年八月,张昌被晋荆州军俘杀,起义被镇压下去。

                    7
  在经历了王敦、苏峻的连年内乱后,东晋国力衰败,但陶侃在荆州励精图治九年,同北方的后赵、西南的成汉政权维持住了对峙局面,辖境内比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

  陶侃在荆州的承平时期,不像在广州时那样,朝朝暮暮搬运砖头,锻炼意志了。他也追求起了享乐,家中也搜罗了不少珍财奇宝,家童多到一千多人。他还娶了一房又一房的小老婆,传说有几十人,一共给他生下了十七个儿子,还有十几个女儿。人越到老年越是好色贪财,越到老年越是控制不住自己,陶侃也不例外。

陛下虽圣姿天纵,英奇日新,方事之殷,当赖群俊。司徒导鉴识经远,光辅三世;司空鉴简素贞正,内外惟允;平西将军亮雅量详明,器用周时,即陛下之周召也。献替畴咨,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赖。谨遣左长史殷羨奉送所假节麾、幢曲盖、侍中貂蝉、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传启戟。仰恋天恩,悲酸感结”。朝廷批准,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加封督护,统领文武。

                    9
  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娶了陶侃的第十个女儿,而他的第四个女儿就是陶渊明的母亲,两家是累世通婚。陶渊明的母亲去世后,陶渊明为外祖父作了一篇传记,就是《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作为对母亲的纪念。征西大将军是指桓温,孟嘉做过他的军中长史,所以有这样的称谓。

时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桓温还问他音乐方面的爱好,他答道:“丝弦不如竹管,竹管不如人声。”桓温接着问缘由,他说:“渐近自然。”(“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人。’答曰:‘渐近自然。’”)孟嘉活了五十一岁,病逝在家中。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都请求乘胜攻打温邵,陶侃笑着说:“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被陶侃军在始兴抓获,陶侃遂进据广州。陶侃因功被封为柴桑侯,食邑四千户。

                    8
  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是陶侃的第七个儿子,官至武昌太守。

陶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危襟正坐,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处理得滴水不漏,各种文件,全用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接待来访门无停滞。他常对人讲:“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陶侃在军事谋略上并不是特别高明,但他的心很细,考虑事情非常周到,是个干才。陶侃的水军建造战船,他命令将竹头木屑都收藏起来,众人不知道干什么用。等到雪花分飞道路泥泞,或大地冰封人马都不能行走的时侯,他就叫人把那些木屑铺在路上,大军就可以通行无阻了。他所贮存的竹头堆积如山,是留着日后造船做竹钉用的。

陶侃把运输船改作战舰,有人说这样作不妥,陶侃说:“用官物讨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耳”。于是攻打陈恢,连败其军。又与皮初、张光、苗光各军于长岐迎击钱端。晋军以皮初率步军诱敌深入,张光、陶侃率步骑伏于岸上,苗光领水军藏舟于沔水之中,待皮初部诱钱端主力进入伏击圈后,水陆伏兵齐出,发动猛攻,大败钱端军。陶侃“戎政齐肃,凡有虏获,皆分士卒,身无私焉”。

  陶侃平定了郭默,王导只好让他兼管江州。这样陶侃就都督八州军事,兼任荆州和江州刺史,封长沙郡公,从巴陵移镇武昌,军事实力和当年的王敦不相上下,但他对朝廷依旧忠心耿耿。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艺文类聚》卷五○引王隐《晋书》)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在他治理下,“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豫章太守禇裒到江州来进见庾亮,那天正好是元日(正月初一),庾亮就在州府摆开宴席款待他,也邀请了当地的许多才俊之士。孟嘉坐得离主宾席远远的,不想往他们跟前凑。酒至半酣禇裒突然问庾亮:“听说你们江州有个名士孟嘉,他来了没有?”庾亮说:“来了,你能一眼认出来吗?”禇裒一个一个地看过去,直看到最远的座位,才指着孟嘉对庾亮说:“就是那一位吧?”庾亮大笑,既欣喜孟嘉果然超凡脱俗,给自己挣了面子,又佩服禇裒慧眼如神,真的将孟嘉认了出来。从此以后他就更加器重孟嘉了。(“太傅河南禇裒,简穆有器识,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在坐次甚远。裒问亮:‘荆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觅。’ 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为裒之所得,乃益器之。”)

陶侃 陶侃(259—334.7.30),字士行,溪族,原籍东晋鄱阳郡人,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东晋著名的军事家。

  陶侃到寻阳和温峤会师,庾亮心里就打起了鼓。他担心陶侃以逼反苏峻、贻误军机的罪名将他杀掉。温峤深知陶侃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劝庾亮主动去找陶侃赔礼道歉。庾亮只好去拜见陶侃,见了面就深深下拜,鞠躬如也。陶侃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惊异中气消了一半,一边制止他再拜,一边阴沉着脸说:“庾元规还拜陶士行吗?”(元规和士行是二人的字)又质问庾亮:“你过去整修石头城就是为了防备老子,怎么今天又来求老子跟你们一块去打石头城?你老以为老子要谋反,现在就相信老子对朝廷忠心耿耿了?”庾亮低声下气,一个劲地引咎自责,说了不少情恳意切、悔恨交加的话,差一点就痛哭流涕了,陶侃才变了脸色,摆开酒宴欢庆会师。陶侃被推为讨伐大军的盟主。

大约在元康六年,陶侃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 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

  庾亮逃到温峤那里,商议共同讨伐苏峻。但温峤只有七千兵马,根本不是苏峻的对手。温峤提出联络陶侃,让陶侃做盟主。庾亮原先最嫉恨陶侃,这时也没别的办法,只好让温峤派人去联络。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他下令把木屑和竹头都收藏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方便大家进出。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伐蜀造船时,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时刻不忘为公事着想,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

  陶侃本来借着这次的功劳兼领了江州刺史,也被王敦假传诏命,逼回广州去了。

咸和四年十二月,晋右军将军郭默将入京赴任,向江州刺史刘胤请求资助,刘胤不与,因而结怨。旋郭默听信谗言,遂率部袭杀刘胤及其部将,诬其谋反,并矫诏宣示内外。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郭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认为其中有诈,于是派遣将军朱夏、陈修带兵据守湓口,陶侃带领大军跟随而进。郭默探知消息立即派人给他送来艺妓奴婢和丝绢百匹,写中诏呈现于陶侃,参佐多谏他说:“默不被诏,岂敢为此事。若进军,宜待诏报。”陶侃厉声说道::“国家年小,不出胸怀。且刘胤为朝廷所礼,虽方任非才,何缘猥加极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难新除,威网宽简,欲因隙会骋其从横耳”。于是派人上表征讨郭默。陶侃给王导写信,信中说:“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王导回信说:“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陶侃看了回信大笑说道:“是乃遵养时贼也”。

                   6
  温峤在平定苏峻之乱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军司刘胤接替他做了江州刺史。曾参加讨平苏峻的右将军郭默和他有旧怨,刚好路过武昌,就假造诏书,杀害了刘胤,又将他的女眷和财宝据为己有。这时重新执政的王导还是做息事宁人的老好人,不敢加罪骁勇难制的郭默,反而任命他为江州刺史。

陶侃派参军王贡去到王敦处报捷,王敦说:“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为贼所破,不知那得刺史?”王贡回答说:“鄙州方有事难,非陶龙骧莫可”。王敦认为他说得有理,即表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领西阳、江夏、武昌,镇于沌口,又屯沔江(今湖北武汉汉阳西南)。十月,陶侃又率周访等进击杜弢,再破义军。

  陶侃非常注意民生,有一次他外出,看到有人拿着一把没有成熟的禾苗,就问道:“你拿这个干什么?”那人回答:“走过稻田,顺手摘下来玩玩。”陶侃大怒道:“你小子自己不种田,还要随便糟蹋庄稼?”立即将这个人捆绑起来,狠狠鞭打了一顿。所以在他管辖的地方,尽管战乱不断,百姓却安心耕作,能够维持生计。

但王敦此时对陶侃屡立战功感到特别不安,于是产生了很深的嫉妒之心。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并拒绝去南方。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王敦大怒,披甲执矛,想要杀陶侃,出而复回,如此往返三四次,陶侃正色说:“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于是起身去厕所。咨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援,我殆不免”!

                   3
  陶侃一生执掌兵权四十一年,威信极高。他精力充沛,职权以内的大小事务,无不亲自过问。远近给他的书信,都要亲自答复,从不积压,因而没有一点闲功夫。他常对人说:“古代的大禹是圣人,尚且爱惜每一寸光阴,至于常人,更应该爱惜每一分光阴。”他又说:“有些人整天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只知道聊天游玩酗酒惹事,简直就跟畜生一样。”东晋的士大夫们崇尚清谈,喜欢放浪形骸,陶侃正是在骂他们,他很看不惯当时清谈误国的那一帮世族子弟。

咸和四年正月,赵胤派部将征讨占据历阳的祖约,祖约大败,逃奔后赵。二月,各路晋军进攻石头城,苏逸等败死。苏峻之乱被平。

  陶侃治军严格,只要发现僚属中有人酗酒、赌博,就没收他们的酒具赌具,扔到江里,明知故犯的人,还要军法从事。有一次陶侃走过都尉夏施的家,看到几株柳树,他问夏施:“这几棵树,不是西门外驿道上的吗?你怎么移到自己家门口来了?”夏施只得下跪认罪,乖乖把树移回去。

点评:陶侃在军中四十一年,“雄毅有权,明悟善决断”。作为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陶侃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又是江南的少数民族,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陶渊明的父亲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的事迹更是无从查考。陶渊明有一首《命子》诗中提到父亲,说他“淡焉虚止,寄迹风云”,看来是没有做过官。陶渊明八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对陶渊明没有太大的影响。对陶渊明影响大的还是他的外祖父孟嘉,陶渊明继承了他身上作为名士的许多东西。

等范逵离开时,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很感动,临别时问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赶忙回答:“欲之,困于无津耳”。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这时恰逢州部从事来到郡里,他想借视察之名勒索赂贿,陶侃便让手下诸吏安心办公,自己出面对从事说:“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 。”从事听了便退了出去。陶侃也未忘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唯陶侃说:“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于是请行,众咸服其义。后长沙太守万嗣路过庐江,见到陶侃,陶侃对他特别虚心谦恭,使得太守大为惊讶,临别时对他说“君终当有大名”。令其子和他结交朋友,而后才离去。

  光禄大夫刘耽曾和他在桓温府中共过事,陶渊明的叔父陶夔有一次问他:“孟府君如果还在,应该做到三司中的官了吧?”刘耽赞同道:“他本来就应该是三司中的人。”三司指司徒、司马、司空这样的高位,也就是说,孟嘉如果长寿,肯定会成为国家的宰辅之臣。(“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曰:‘此本是三司中人。’为时所重如此。)

名篇有《逊位表》、《祖国赋》,著有文集二卷行世。著名文学家陶渊明,即陶侃曾孙。

  王敦兵发建康,其他各州刺史都作壁上观,没有勤王护驾的意思。王敦控制的荆、江几个州集中了东晋的大半兵力,其他州郡的兵力加在一起也不一定是对手,自然不敢轻举妄动。王敦一路东进,顺风顺水,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包围了形势险要的石头城。他正准备打一仗过过瘾,还没等发令,守卫石头城的右将军周札就大开城门投降。石头城一失陷,建康门户大开,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资治通鉴》·卷第九十四)!

  陶侃死后,他的长沙公的爵位先传给了长子陶夏,陶夏的弟弟陶斌不服气,两人就打了一仗,陶夏把陶斌杀死了。不久陶夏也病死,由那个在苏峻之乱中战死的陶瞻的儿子陶弘承袭了爵位。陶弘死后他的儿子陶绰之承袭爵位,他死后爵位又传给儿子陶延寿。这个陶延寿和陶渊明还有交往,他路过寻阳时,陶渊明写了一首《赠长沙公》的诗送给他。

陶侃不但对部下如此,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平时有赠送东西的,他必要问明来源,如是力作所得,则欢喜地收下,还要加倍回赠;如是贪污官家所得,则立即退还,而且还要当面批评。一次出游,见有一人拿着一把未熟稻子,陶侃问他:“用此何为?”那人回答说:“行道所见,聊取之耳 。”陶侃大怒,说:“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让人抓住他打了一顿鞭子。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

  王导当了开国丞相,总揽朝政,他的堂兄王敦官封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东晋国土的大半兵权都落到了他的手中。俗话说“一母生五子,五子各不同”,何况王敦还只是王导的堂兄,两人的脾气禀性正好南辕北辙。王导看淡个人名利,处理政事的原则是息事宁人无为而治,喜欢当和事佬老好人;王敦自幼习武,养成了粗蛮狂纵的性格,现在掌握了兵权,更是骄横不可一世,慢慢觉得当大将军还不过瘾,想当皇帝了。

战后,陶侃被任为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陶侃坚持推辞不受,他上表说:“臣非贪于畴昔,而虚让于今日。事有合于时宜,臣岂敢与陛下有违;理有益于圣世,臣岂与朝廷作异。臣常欲除诸浮长之事,遣诸虚假之用,非独臣身而已。若臣杖国威灵,枭雄斩勒,则又何以加”!晋廷坚持给他这些特权。

  “八王之乱”使西晋山河破碎,国土支离,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割据一方,史书上称为“五胡乱华”。公元316年(西晋愍帝建兴四年),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率军攻陷长安,俘虏了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西晋宣告灭亡。两年后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后世称为晋元帝,东晋王朝就这样开始了。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有一年九月九日重阳节,桓温游龙山,部下幕僚都跟着。一阵山风过来,把孟嘉的帽子吹落了。当时大家都穿着军服坐着谈笑,如果起身去捡帽子,肯定会招来嘲笑。桓温用目光示意左右都不要做声,看孟嘉怎么办。孟嘉就装作没有察觉,起身去上厕所,想在回来的时候再顺手将帽子捡起来。桓温命人拾起帽子,又让咨议参军孙盛写了一篇文章来嘲笑他,连帽子和文章都放在了孟嘉的座位上。孟嘉从厕所回来,见到了嘲笑自己的文字,便请求给他笔墨作答。他全然不需要构思,提笔就写,落笔成章,文辞比孙盛的那一篇绝妙百倍,大家传看后都赞叹不已,桓温也就笑不起来了。(“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槃瓠蛮即溪族杂居的地方。溪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

  陶侃听到刘胤被杀,十分愤慨,于是一边发兵向武昌征讨郭默,一边派人送信给丞相王导说:“杀了刺史就当刺史,那杀了丞相是不是就当丞相?”王导只好复信搪塞道:“我是想暂时把他稳住,等朝廷调集好军队再去制裁,这不就是‘遵养时晦’以成大事的办法吗?”陶侃接到复信后嗤之以鼻:“什么遵养时晦?明明是遵养时贼!”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

  江州刺史温峤是庾亮的好友,在武昌听到这个消息,准备率领水陆大军顺长江而下保卫建康,却被庾亮去信劝阻。原来庾亮担心坐镇江陵的陶侃也会举兵造反,要温峤整军待命,盯住陶侃的动静。信中写道:“苏峻虽已叛乱,我更担心的是你的西边,请足下勿越雷池一步。”“不越雷池一步”的典故就出于此。

咸和九年六月,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六月乙卯,即公元334年7月30日),病逝在途中的樊溪。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孟嘉做江州别驾的时候,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谢永是刺史,两人相处得很和睦。这一年谢永在原籍病故,孟嘉就去吊丧送葬,以尽下属的情义。途经永兴(今浙江萧山)的时候,有一个名士许询,派人过来求见。许询也是才俊之士,不愿意做官,浪迹江湖,也乘船路过永兴,看到对面过来一只船,船头站着一个人,风流儒雅,仪表不俗。许询寻思:“天下的豪杰之士我差不多都认识,怎么偏偏不认识这个人?”又见是远道西来的船只,就在心里暗自揣测:“听说中州有一位名士孟嘉,是不是他呢?”一打听果然是孟嘉,欣喜不已,急忙派人来求见。孟嘉听说过许询的大名,心仪已久,但他对来人说:“我的本心是一定要去拜访的,但我现在要赶着去凭吊故人。就让我先去尽下属的情义,等返回的时候再去拜望。”他以为许询是当地人,没想到许询也是过客。许询知道孟嘉在去凭吊故人的路上,心情一定很悲痛,见面也不便欢叙。他不忍错过相见的机会,就将船只停泊在永兴等着,一直等到孟嘉凭吊完了回到永兴,两人才见面。果然一见如故,孟嘉在永兴停留了两天两夜,两人将平生所学都拿出来一一探讨,夜以继日。直到都没了说话的力气,才分道扬镳。(“君尝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丧亡,君求赴义。路由永兴。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尝乘舫近行,适逢君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及归,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旧交。”)

陶侃派朱伺讨江夏,大获全胜,王冲自称荆州刺史,占据江陵。建兴二年三月,王贡回来后,背叛陶侃,假作陶侃命令,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斩杀了王冲,把他的手下众人全部俘虏。陶侃召见杜曾不到,王贡害怕自己假造命令被陶侃降罪,于是和杜曾举兵反叛,在沌阳大败陶侃的督护郑攀,又在沔口大败朱伺。陶侃想撤往滠中(今湖北孝感、黄陂二县以南),部将张奕想反叛陶侃,于是对陶侃说:“贼至而动,众必不可”。陶侃于是犹豫不决没有前进,不久之后,义军到来,果然陶侃军队战败。再战,陶侃的坐船被叛军钩住,陶侃惊慌失策,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朱伺拼力战敌,加上周访救援陶侃,击败杜弢军,才得以逃脱。张奕也趁机投降敌军。

  后来孟嘉出差到京城,朝廷想让他当尚书删定郎,他不肯接受。晋穆帝知道他的大名,要在东堂召见他。他跟皇帝也敢摆名士架子,推辞说脚有毛病,不能行跪拜之礼,不便见皇帝。皇帝还非见不可,下诏派人搀扶他进宫,终于和他见了一面。(“奉使京师,除著作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

元康元年,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陶侃的十七个儿子,多半都做了大官,有的封侯,有的封伯,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尚书,而陶茂只做到太守,所以在《晋书·陶侃传》里,没有他的名字。陶侃的这些儿子,都不怎么争气,老是“窝里斗”,互相争杀,使得整个家族很快就衰落下来。陶茂在家族中地位本来就低微,他这一支衰落得更快,等到陶渊明父亲这一代,家道就趋于贫寒了。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死后,接替陶侃位置的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国舅爷庾亮。庾亮见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又有那么大的名声,就征聘他做了庐陵郡从事。有一次孟嘉从底下的郡县回来,庾亮问他当地的风土人情。孟嘉说他不知道,要回去问一问随从。庾亮用塵尾掩住嘴巴偷偷地笑。等孟嘉离去后,他对弟弟庾翼说:“孟嘉果然是个名流,一点都不通人情世故。”当时庾亮正提倡办学,重视选择儒官,因而看中他的名望和才华,推举他做了崇尚德行的儒官。(“太尉颖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陕之重,镇武昌,并领江州,辟君部庐陵从事。下郡还,亮引见,问风俗得失,对曰:‘嘉不知,还传,当问从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诸从事既去,唤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时亮崇修学校,高选儒官,以君望实,故应尚德之举。”)

成帝闻知陶侃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下诏说:“故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经德蕴哲,谋猷弘远。作籓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乃者桓文之勋,伯舅是凭。方赖大猷,俾屏予一人。前进位大司马,礼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鸿胪追赠大司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喜兹宠荣”。并谥桓。

  晋元帝司马睿经过这一场变乱,又忧又愤,当年冬天就死了,皇太子司马绍登基做了皇帝,史称晋明帝。已回武昌的王敦得到这一消息,又对皇位想入非非。他放出入朝辅政的风声,又举兵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逼近京师,同时要求朝廷任命他为扬州牧,使京师全在他的控制之下。

当时天下饥荒,山中贼众常常在江上打劫。陶侃令手下众将领装扮成商船行在江上来引诱劫贼,果然山贼来到,被抓获十几人,回来后经过审问,才知道这些人原来是西阳王司马漾的左右部下,陶侃十分不满,即刻派人去到司马漾处,逼他把以前的劫贼都交出来,陶侃在钓台整阵作后继。司马漾只得捆送帐下二十人,陶侃把他们全部斩杀。从此以后,水陆肃清,流亡的人都纷纷归投他,陶侃把自己当时所有资财全部分发给他们。又在郡东设立夷市,大收其利。

  眼看东晋王朝刚开张四五年就要关门,这时终于有人起兵讨伐王敦了。坐镇襄阳的梁州刺史甘卓首先发兵,攻袭空虚的武昌,抄了王敦的老家。他又邀请广州刺史陶侃共同举义,陶侃随即应命,也发兵相助。消息传到建康,朝廷的官员们高兴得齐呼万岁,形势终于有了转机。
  这个广州刺史陶侃,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陶侃身任荆州刺史时,温峤仍称之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

  孟嘉少年丧父,同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他澹泊沉静,度量很大,年纪轻轻就得到同辈人的尊重。当时同郡的郭逊清高有操守,名声在孟嘉之上,但常常赞叹孟嘉温文尔雅,平易旷达,自愧弗如。他的堂弟郭立也有才志,与孟嘉年纪仿佛,声名相当,也推崇佩服他。孟嘉的名声不仅在江州很响亮,而且传播到了京城。(“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闺门孝友,人无能间,乡闾称之。冲默有远量,弱冠,俦类咸敬之。同郡郭逊,以清操知名,时在君右,常叹君温雅平旷,自以为不及。逊从弟立,亦有才志,与君同时齐誉,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声流京邑。”)

建兴元年八月,杜弢围周顗于浔水城,陶侃使明威将军朱伺救援,杜弢退保冷口(今湖北蕲春县西南蕲州镇东南)。陶侃对诸将说:“此贼必更步向武昌,吾宜还城,昼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认能忍饥斗邪?”部将吴寄说:“要欲十日忍饥,昼当击贼,夜分捕鱼,足以相济”。陶侃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义军果然增兵来攻,陶侃又遣朱伺率伏兵迎击杜弢,大破义军,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撤归长沙。

  但桓温还是经常给他气受,没让他过上几天舒心日子。有一次像是不经意地对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自命清高,实际上是不通事理。不是我喜欢争权夺势,而是人不能没有权势。就像我现在有权势,就能摆布你,你没有权势,就摆布不了我。”碰到这种时候,孟嘉就沉默不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温从容谓君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

咸和二年十二月,历阳内史苏峻自恃参与平定王敦之乱有功,且握有强兵,日益骄横,屡抗朝命。晋咸和二年十月,晋执朝政的中书令庾亮不从朝官劝阻,以历阳内史苏峻终为祸乱为由,奏请晋成帝诏令苏峻入朝,欲夺其兵权。苏峻闻讯,不赴命,同时派参军徐会往寿春约豫州刺史祖约以讨庾亮为名,兴兵反晋。十一月,祖约派部将祖涣、许柳率兵同苏峻汇合。十二月,苏峻部将韩晃、张健攻克姑熟,劫掠晋廷盐米。彭城王司马雄、章武王司马休反叛晋廷,投奔苏峻。京师建康戒严。晋成帝以护军将军庾亮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左卫将军赵胤为冠军将军、历阳太守,命左将军司马流率兵于慈湖(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北,长江南岸)阻据苏峻。

                    11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多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张华在和陶侃谈话时,大吃一惊,认为他不同常人,陶侃很快便在张华的推荐下作了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

  大家看《三国演义》,都知道司马懿,司马睿就是司马懿的曾孙,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孙子。公元304年(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发生了“八王之乱”,司马懿的一群子孙,为了争权夺利打得死去活来,把个刚刚统一才三十多年的国家又搞得稀巴烂。面对危机王导给司马睿出主意,劝他不要呆在京城洛阳,谁知哪一天就会有人看中他的脑袋呢?还是主动要求到南方去,避一避风头为好。司马睿对王导言听计从,在西晋覆没前来到了江南,做了安东将军和都督扬州诸军事,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王导又劝他不要沉迷于酒色,要勒紧裤腰带干点事业;教他到处收买人心,和江南的豪门旺族搞好关系。王导还帮他处理内外政务,每次在朝堂上都是王导先把事情全布置好了,然后司马睿点头同意。司马睿称王导为自己的萧何,还学着齐桓公称管仲那样,管他叫“仲父”。

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

  孟嘉回到荆州后,转为从事中郎,后来又升为长史。在衙门中他没有长官架子,总是随随便便和下属说话办事,只靠公正谦和使他们信服。他结交朋友非常谨慎,不搞礼尚往来那些官场俗套,门前很少有俗人来访。读书如果有了心得,内心喜悦,就驾车到龙山,登高望远,把酒临风,直到天色昏暗才痛饮而归。(“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在朝隤然,仗正顺而已,门无杂宾。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饮,造夕乃归。”)

张昌起义被镇压后,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被封为东乡侯,食邑千户。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

  船离开武昌的第二天,陶侃就病死在途中。尚书梅陶当时评价他:“陶公机智明察如曹操,忠顺勤劳如诸葛。”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

  晋明帝司马绍在平定王敦之乱的第二年也死了,年仅二十七岁。他五岁的太子司马衍即位,就是晋成帝。他的亲娘、皇太后庾文君临朝称制,而皇太后的哥哥、中书令庾亮就掌握了大权。

太安二年五月,晋延征荆州各地壮勇赴益州镇压李流起义军,引起民众怨恨,纷纷聚结反抗。义阳蛮族首领张昌乘机领导民众在安陆石巖山举行起义,流落到荆州地区的巴蜀流民和逃避兵役者纷纷参加,声势浩大。晋江夏太守弓钦遣兵进剿,不能取胜。张昌遂进攻江夏郡治安陆,弓钦兵败逃奔武昌。晋新野王司马歆遣骑督靳满率部进讨,又被张昌击败。张昌进占江夏郡,立丘沈(改名刘尼,伪称系汉后裔)为天子,建立政权,自任相国,旬月之间,兵力达到3万人。

  公元342年(咸康八年),晋成帝也得病死了,皇位由弟弟司马岳继承,他就是晋康帝。两年以后,晋康帝又病死,时年二十三岁。他两岁的儿子司马聃,由皇太后禇氏抱上皇位,就是晋穆帝。晋穆帝还是幼儿,只好由太后临朝称制。前面提到的那个禇裒,就是禇太后的父亲,这一下成了皇帝的外公,掌握了大权。桓温年轻时是个赌徒,十八岁时为报父仇杀过人,有了心狠手辣的名声。他娶了晋明帝女儿南康公主,做了驸马都尉,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但他接替庾翼做了荆州刺史后,一变故态,轻刑简政,以德化来收服人心。他觉得名士孟嘉很可以替自己撑一下门面,就让孟嘉做了他的参军。桓温是个粗人,对孟嘉这样的儒雅之士,总是看不顺眼,经常捉弄为难他。

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镇压石冰起义军有功的陈敏被封广陵相,自谓勇略无敌,渐有割据江东之心。永兴二年,东海王司马越为在诸王争权战争中打败对手,起用陈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陈敏见晋廷衰乱,遂于十二月据历阳起兵反晋,命其弟陈恢及部将钱端南攻江州,弟陈斌东攻各郡。晋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江州刺史应邈皆弃城而逃。陈敏占据江东,自称大司马、都督江东诸军事,任命当地豪强、名士顾荣、周圯等40余人为将军、太守。并假称奉诏自长江入沔、汉迎接晋惠帝。时执掌朝权的河间王司马颙以张光为顺阳太守,率步骑5000向荆州增援。刘弘命陶侃和武陵太守苗光屯兵夏口,南平太守应詹领水军为后援。

  司马睿即位的时候,为了感激王导,要拉着他也到皇位上一起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王导当然不敢坐,但由这件事也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关系亲密到了何种程度。当时就流传着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

陶侃率军与义军前后数十战,起义军伤亡甚大,杜弢最后向司马睿请降,司马睿任命其为巴东监军。但晋军诸将依旧不断进攻,杜弢不胜愤怒,杀晋前南海太守王运,重新起义。遣部将杜弘、张彦杀临川史谢擒,攻陷豫章。三月,周访击张彦,斩之,杜弘奔临贺(今广西贺县东南贺街)。八月,杜弢的将领王贡带三千精兵劫断官运,直向武昌。陶侃派伏波将军陶延夜中赶往巴陵,掩其不备,大败敌军,斩杀千余人,俘虏万余人。王贡逃还湘城,整军再战,陶侃远远地对他说:“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宁有白头贼乎”!王贡听了,面显惭色,陶侃心里明白他心有所动,于是继续写信劝降,还剪断自己的头发作为信物,王贡终于投降陶侃。起义军溃散,杜弢逃走,死于途中。陶侃与南平太守应詹进占长沙。历时四年的杜弢流民起义终于被陶侃等镇压。

  陶侃深知庾亮过去一个劲地防备自己,满腹怨气,不愿出兵,愤愤说道:“我是守卫边界防御外敌的,不敢超越职权跑到京师去。”温峤没有办法,又写了信去,劝说陶侃以大局为重。陶侃勉强同意发兵,但回头想想还是气不顺,又派人把刚发出去的兵追回来。温峤痛切地写了封信给陶侃,晓以大义:“苏峻凶逆无道,人人切齿痛恨,现在各路兵马都已在半途中,围剿叛军如以石击卵,你现在半路上召回兵马,就会让讨伐大业功败垂成。天下人不知道你是跟庾大人闹别扭,还以为你不想扫除凶逆,迎合乱臣贼子,你还要不要名声呢?”陶侃这才下定决心,又想到儿子也被叛军杀害了,要报杀子之仇,就登上战船,亲率三万大军顺江而下。

太宁三年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东晋建立后,王敦成为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陶侃受他节度。他命令陶侃进攻杜弢(荆湘地区的流民起义首领),陶侃调兵遣将,屡战屡胜,因战功升任荆州刺史。他在公元315年(西晋愍帝建兴三年)彻底平定了杜弢之乱,却遭到王敦的嫉恨,被调往边远的广州任刺史。荆州士民纷纷上书挽留,可见陶侃在荆州威望之高,但王敦执意不准,挽留无效。王敦派他的一个弟弟接任荆州刺史,大杀陶侃的将佐,更加激起了陶侃将士们的怨愤。陶侃对王敦积怨很深,难怪在王敦作乱的时候要挺身而出呢。

陶侃少年时丧父,家境清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初学记》卷一注引王隐《晋书》)。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

  郭默在西晋永嘉之乱后曾在北方以坞褒抵抗过建立了后赵的石勒(匈奴人),多次和石勒作战,果敢勇猛,能够披着盔甲跳跃深阔的壕沟,威震敌胆。石勒听说陶侃兵不血刃就镇压了郭默,就有点怕陶侃了。陶侃给石勒送去一封信说,原属苏峻的部将冯铁,是杀他儿子陶瞻的仇人,现在投奔了石勒,做了戍将,让他看着办。石勒还真听话,就把冯铁杀了。从此,陶侃和后赵之间暂且保持了平静的局面,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敢南下欺负人了。

www.lishixinzhi.com

  孟嘉一生中从不肯苟且迎合别人,言语从来没有夸大自是,脸上也很难见到高兴或怨怒的表情。但他喜欢酣饮,即使喝过了量也不会失态,而是借着酒兴抒发情怀,畅然寄心于世外,旁若无人。桓温曾经问他:“酒有什么好,你那么嗜好?”他回答:“明公还没有得到酒中的真趣。”(“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

  王敦命令哥哥王含带领五万人马,立即攻打建康。王导写信将王含痛骂了一通,涣散了叛军的军心。第二天夜里朝廷挑选一千多名勇士,偷渡秦淮河,展开猛攻,将王含的队伍击溃。王敦听到败讯,一命呜呼。他的军队也一败涂地,土崩瓦解,王敦之乱就这样平定下来。
  王敦死后,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雍、益、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坐镇江陵。

咸和七年四月,后赵荆州监军郭敬再次攻克襄阳,七月,向南攻略江西(今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地区)。陶侃派其子平西参军陶斌及南中郎将桓宣乘虚攻克樊城。郭敬闻讯,回兵救援,与桓宣军于涅水(今河南西南白河支流赵河)激战,大败。陶侃又派其侄陶臻、竟陵太守李阳攻取新野。郭敬领兵退回,晋军收复襄阳。

  按惯例王敦谋反,亲属都要连坐,但晋元帝听从群臣的意见,没有治王导一家的罪,反而任命他为征讨王敦的前锋大都督。

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资治通鉴》·卷第九十四)陶侃对庾亮如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资治通鉴》·卷第九十四),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永嘉年间,巴蜀流民分布在荆、湘之间,屡为官吏、土民所侵害。永嘉五年春,晋湘州刺史荀眺欲以造反罪杀尽流民,流民四、五万家被迫起义反晋,共推蜀中才子,时任晋醴陵令的杜弢为首领。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四月,杜弢起义军攻长沙。五月,荀眺弃城逃奔广州,被起义军擒获。后伪降于征南将军山简,任广汉太守,击毙率众来攻的湘州郭察,南破零陵、桂阳,东攻武昌,杀晋官吏甚众。

永嘉六年,晋荆州刺史王澄屡攻杜弢,均被起义军击败。晋瑯玡王司马睿遣周顗接任荆州刺史。建平流民傅密等投奔杜弢。杜弢别将王真袭沔阳,周顗狼狈失守。晋庭只得遣陶侃率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诸军共同镇压杜弢起义军,征讨都督王敦进屯豫章为诸军后援。

当时预章国郎中令杨晫与陶侃同在一州,声望很高,陶侃便去求见他,杨晫称赞他说:“《易 》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于是和陶侃同车去见中书郎顾荣,顾荣非常奇怪,吏部郎温雅也对杨踔说:“奈何与小人同载?”杨晫说:“此人非凡器也”。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陶侃在州无事,便早晨起来把一百块砖从斋里搬运到院中,晚又再把这些砖一块块地搬回屋里。有人问其中的原故,陶侃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人们都十分佩服,他勤力励志竟达至此。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此时,陶侃已被刘弘命为江夏太守,另封应扬将军,率军抵御陈恢。陶侃备设仪仗,把母亲迎人官舍,乡里人都认为他很光荣。但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随郡内史扈环便到刘弘处挑拔他和陶侃的关系,他对刘弘说:“侃与敏有乡里之旧,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 。”刘弘则说:“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陶侃暗中闻知此事,立即派儿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去见刘弘,陈说情况,以解开刘弘的疑点。刘弘用人不疑,任他们为参军,给了他们许多赏赐把他们打发回去。时陈敏令陈恢军直逼武昌,刘弘让陶侃兼任前锋督护,率军抵御。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晋廷应新野王司马歆请求发兵进攻张昌,命豫州刺史刘乔屯汝南,荆州刺史刘弘据宛。刘弘任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张昌利用晋廷皇室诸王争夺朝权,兵力难于集中之机,分兵四出,攻城略地。先遣部将黄林率兵2万进攻豫州,被刘乔击退。张昌亲率一路北攻樊城。司马歆统兵出城迎战,全军溃败,司马歆被杀。

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著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尚书乐广想要召集荆、扬一带的士人,武库令黄庆向乐广进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黄庆则说:“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五月,陶侃、温峤联兵4万,直指建康。苏峻闻西线兵势强盛,自料难以在姑孰一带拦击,遂自姑孰还据石头城,分兵抵御陶侃等。六月,陶侃诸军进至石头城。诸军想立即决战,而陶侃认为“贼盛,不可争锋,当以岁月智计擒之”。累战无功,诸将请求在查浦筑垒。监军部将李根建议,请求在白石垒驻军筑垒,陶侃不从,说:“若垒不成,卿当坐之。”李根说:“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极险固,可容数千人,贼来攻不便,灭贼之术也 。”陶侃笑着说:“卿良将也”。于是陶侃命在石头城东北筑白石垒,以防苏峻军冲击,并令郗鉴等还据京口,以分散苏峻兵力。晋军同苏峻军在白石垒发生激战,庾亮激励将士,击退峻军。

郭默在中原,曾多次与石勒等作战,所以他们特别畏惧郭默的英勇,现在听说陶侃讨伐郭默,兵不血刃而擒之,于是更加害怕陶侃。苏峻的部将冯铁杀陶侃之子然后投奔石勒,石勒收留下他,让他为戍将。陶侃闻知后,立即派人报知了事情原委,石勒便立即派人把冯铁召回斩杀。不久,陶侃奉命都督江州,领刺史,继而又移镇武昌。

四月,镇守寻阳的江州刺史温峤与庚亮共推陶侃为盟主,移檄四方,共讨苏峻。车骑大将军郗誉也于广陵发兵增援。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温峤坚持请求他回都,重又写信给他用他的儿子被杀一事来激怒他,他的妻子龚氏也劝他去,于是陶侃换上军装登上舟船,昼夜兼程向前进发。

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

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成为当时颇有才能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左右为难,便说自己有病,对陶侃说:“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能不足,且与瑯邪不平,恐怕事难办成”。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大怒,派陶臻回到华轶处。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非常高兴,“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

时黄庆已经作了吏部令吏,举荐陶侃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侍中、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加羽葆鼓吹,封长沙郡公,邑三千户,赐绢八千匹,仍驻荆州。

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本文由手机版乐白家网址发布于人物故事,转载请注明出处:陶侃惜谷,陶渊明传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
猜你喜欢
热门排行
精彩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