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为例,中国社
分类:考古发现

    应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邀请,2009年1月23日至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和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徐良高研究员赴日参加了由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主办的“学术创新研究‘弥生农耕的起源与东亚——碳14测年的高精度编年体系建构’2009年年度报告会”。与会学者主要是日本方面研究碳14测年和弥生时代考古的专家,以及来自中国和韩国的相关专家学者。会上,白云翔作了题为《汉代临淄铜镜铸造研究的收获与启示》的演讲,徐良高作了题为《‘武王伐纣’年的推定》的演讲,分别介绍了对临淄汉代铜镜业研究及其启示和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思路和成果。由于这两项研究对于日本方面关于弥生时代的年代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和借鉴作用,在会议上引起了特别关注和兴趣。
    会议期间和会后,还分别参观了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碳14测年制样室、国学院大学考古研究室和博物馆、名古屋大学博物馆和碳14测年制样和加速器实验室等。

  2017年9月~12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连续三次应邀赴韩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到有关大学作学术报告。

2018年10月31日下午,“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18年第6讲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应邀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做了题为“手工业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以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为例”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朱海仁院长主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全体业务人员及部分文博单位同行、高校师生聆听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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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参加考古学视域下三韩时代的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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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7日,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原(日)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大贯静夫教授在我所学术报告厅举行了一场主题为“夏商周与C14测年”的学术讲演。本次讲演由陈星灿副所长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专家组副组长、碳十四测年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仇士华研究员、考古研究所碳十四测年实验室负责人张雪莲研究员、丰镐队队长徐良高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其他研究人员以及各高校老师、学生也参加了这次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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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韩国釜山博物馆邀请,白云翔研究员于2017年9月21日~23日赴韩国釜山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进行学术访问。为了从考古学上探究三韩时代(大致对应中国的秦汉时期、日本的弥生时代)的东亚文化交流,由韩国釜山博物馆和日本长崎县埋藏文化财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考古学视域下三韩时代的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17年9月22日在韩国釜山博物馆举行。当地文物考古人员、学生和市民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中日韩三国的4名学者先后作学术报告,分别从陶器、铁器和铜镜等方面对当时东亚地区的古代文化交流进行了探讨。白云翔研究员作了题为《铁器与古代东亚的文化交流》的学术报告,并参加了公开集体讨论。在韩国期间,白云翔还到庆州新罗古坟考古工地、庆州博物馆、福泉博物馆等地进行了现场调研,同当地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

讲座回顾

 

 

 

讲座内容分六部分。白云翔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手工业考古的提出及要义,包括定义、年代、分类、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随后,白云翔研究员集中阐述了汉代铜镜铸造业的考古研究,介绍其研究意义及背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具体以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为例,详细地介绍其考古研究历程及初步认识。最后总结了目前汉代临淄铸镜业手工业考古研究的进展与问题,以及对手工业考古的思考与期待。

  讲演持续了3个小时,仇士华研究员、张雪莲研究员、徐良高研究员等参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者就讲演中涉及的问题,与大贯静夫教授展开了热烈而友好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年代学与考古学并不是孤立而存在,双方是相互依赖和支持的;考古学家应当与年代学家通力合作,共同解决考古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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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翔研究员作学术报告

什么是手工业考古?

  现就讲演内容简述如下:

 

白云翔研究员指出,手工业考古(Archaeology of Traditional Industry)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指近代工业革命前各种加工制造业和矿业等传统工业的考古学研究。手工业考古研究的年代上限为人类文化的产生,下限一般以公元18世纪欧洲近代工业革命发生为界。在中国,下限暂定在19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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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至近代工业革命之前的手工业,根据其生产内容,结合产品用途大致可分为石器工业、木器加工业、骨角蚌器加工业、陶瓷烧造业、采矿业等25个大的门类。研究内容包括10个方面:原材料研究、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研究、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研究、产品研究、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生产者研究、生产经营方式研究、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研究、社会经济研究、社会文化研究。关于手工业考古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强调考古学基本研究,即通过田野考古获取手工业遗迹、遗物和其他有关信息,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等基本方法,对各种实物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和解释。另一方面强调多学科合作,包括与文献史学、现代科技分析、科技史、人类学等结合以及开展模拟实验研究。

  1)他先介绍了日本学者对待碳十四测年的态度、碳十四在日本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情况。日本绳纹文化开始的年代,碳十四测年结果得不到传统考古学者的认同,认为绳纹文化来源于朝鲜-西伯利亚新石器文化,绳纹文化开始年代不可能早于2500BC。大贯静夫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认为,环日本海的新石器文化不是从西伯利亚传播过来的,而是独立起源的,碳十四测年的结果则与他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由于他研究的东北亚考古与中国考古联系密切,因此继而将研究视角转向中国考古学。他认为,考古学者应当重视碳十四年代,但是由于碳十四校正方法愈来愈复杂,尤其是通过考古地层学和分期来校正的测年结果感到十分困惑。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二里头一期拟合后,只有30年,四期仅有25年。

白云翔研究员参加集体讨论

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的历程与进展

 

 

第二至五部分展开介绍了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的考古研究。

  2)针对上述问题,他指出,如何将测年学和考古学更好的融合继而进行跨学科的考古学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大贯静夫教授举出自己曾经在俄罗斯参与的一个案例,该次发掘中,碳十四年代专家亲自取样测年。该专家通过比较陶片上的碳化物和同一层木炭的年代,试图发现两者的差别及其原因。又举出另一个案例,即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对弥生文化开始的年代学研究,测年专家与考古学者一起对陶器的碳化物进行研究,先由考古学获取研究测年遗物的考古学背景和提取测年系列样品,之后转交给测年专家测年,在测年过程中,考古学者与测年学家共同拟合校正年代。从碳十四的测年结果来看,日本学者对弥生时代的绝对年代认识错误,而与韩国对比的相对年代却是准确的。这提醒我们,在注重考古研究的相对年代结果的同时,同样要重视碳十四测年结果。对碳十四数据进行拟合时特别要注意系列样品,因为系列样品具有考古信息。单一的样品利用树木年轮曲线校正后,其年代误差反而会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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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翔研究员介绍了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的意义与背景。他指出,铜镜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汉代铜镜铸造技术是当时青铜冶铸技术的代表,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门类。但是,铜镜铸造和生产相关的遗迹和遗物长期没有发现。汉代铜镜铸造工艺技术在总体上长期若明若暗,铜镜生产的研究也长期处于空白。因此,要科学地、实证性地解决汉代铜镜的制造过程、工艺技术、产地、经营、流通和传播等问题,关键在于铸镜遗迹和遗物的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尤其是铸镜作坊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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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翔研究员在庆州瑞凤冢考古工地参观考察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是以镜范的收集整理和铸镜作坊址的考古发掘为基础,对汉代镜范以及其他铸镜遗物和铜镜进行多学科技术手段的分析,同时进行汉代陶范铸镜的模拟实验等。最后整合考古发现、科技分析和模拟实验获得的信息,进行汉代铸镜业的综合研究。

学者们热烈讨论  

 

讲座中,白云翔研究员回顾了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的历程,以具体事例详细介绍了1998年以来从汉代镜范的发现到阚家寨铸镜作坊址的调查与发掘的过程。

  3)大贯静夫教授接下来讨论了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相关年代学问题。

  二、参加东北亚古代制铁技术发展动向国际学术研讨会  

随后,白云翔研究员阐述了对汉代临淄铜镜铸造业的初步认识:

 

  应韩国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的邀请,白云翔于2017年10月19日~22日赴韩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进行学术交流。为了配合韩国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韩冶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研究”合作研究项目五年计划的完成,以及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世界文明中的铁》特别展的举办,由韩国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主办的“东北亚古代制铁技术发展动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0月21日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行。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白云翔研究员作了题为《东北亚古代铁器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的基调讲演,中国学者陈建立、孙凯以及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等6人先后作大会发言。大会发言后,由韩国李南珪教授主持,中韩日学者共同进行了公开集体讨论,其中白云翔研究员参加了集体讨论并对大会进行总结。在韩国期间,白云翔研究员还参观了蔚山博物馆,并应邀在岭南大学博物馆作了题为《手工业考古视域下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及其进展》的学术报告。  

1. 工艺流程主要包括制范、浇铸、铸件加工等三个环节。铸镜采用陶质双合范技术,镜范的制作和使用是铸铜镜工艺的关键。

  丰镐灰坑H18年代上限。他认为灰坑内分层的系列样品,虽然坑内②层与③层在年代上存在倒置,但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该灰坑分层年代学较为准确。该灰坑根据考古学年代,当处在13年范围内,而碳十四测定的纪年远远大于13年,两者之间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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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代临淄产铜镜主要有素面镜、蟠螭纹镜、四乳弦纹镜、四乳龙纹镜、四乳草叶纹镜、博局草叶纹镜、星云纹镜等,其中草叶纹镜颇具特色。产品以西汉前期为主,上限可到秦代或战国末年。产品具有独特的产地风格——“临淄风格”。

 

白云翔研究员作讲演

3. “临淄风格”铜镜分布范围以临淄为中心,同时南至广西,西到关中,北达辽东半岛,可能还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应用社会阶层广泛,上至王侯,下至平民。

  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上限。先通过单样品测定,二里头一期为BC1880,后通过系列样品,测定为1700BC。重新审视新砦一期、新砦二期前段和后段年代,发现新砦二期前段有80年(1870-1790BC),后段有70年(1735-1705BC),而二里头文化1期仅30年(1735-1705BC)。通过新砦3处地层关系、陶器分期分别校正该组年代,得出结论为新砦二期晚段和二里头遗址一期年代差不多。为了多角度验证,他利用Ocal软件拟合年代,假设了几种前提,表明不同的前提,导致数据处理的结果不一样,有些数据误差反而扩大了。

 

4. 产业布局及生产经营方式:西汉时期临淄城内的铸镜作坊主要分布在临淄城的“手工业园区”,且在“手工业园区”呈点状分布。作坊的性质应当属于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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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临淄是汉代铜镜制造中心之一,作坊集中,并且规模巨大。

  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年代。用系列样品处理,结果显示二里头三、四期晚到1500BC,与《简本》年代一致。

白云翔研究员参加集体讨论

手工业考古的思考与期待

 

 

讲座第六部分,白云翔研究员审视了汉代临淄铸镜业手工业考古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对照手工业考古研究的10个方面内容,白云翔研究员认为,1998年以来,他和诸位同行围绕汉代临淄铸镜业手工业考古课题坚守了20年,总体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部分研究内容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一些新问题有待解决。

  郑亳、西亳争论。关于对C1H9相对年代的鉴定,考古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其与二里头四期同时而属于先商,另一观点认为其属于偃师商城二段,这导致两城的早晚关系存在分歧。在断代工程进行时,将C1H9归为二里岗下层早段,与偃师商城一段同一时代,从类型学来说,偃师商城的筑城早一点。针对有学者提出二里头四期晚段偏晚和偃师商城一期二段同时,大贯静夫通过两者的碳十四数据比较,发现二里头四期的年代数据确实比偃师商城一期一段早一点。

  三、参加东亚视域下的韩国上古史——韩国上古史学会创立三十周年纪念学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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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韩国上古史学会和韩国国立忠北大学博物馆的邀请,白云翔研究员于2017年12月13~16日赴韩国参加“东亚视域下的韩国上古史——韩国上古史学会创立三十周年纪念学术大会”并进行学术交流。此次会议是为了庆祝韩国上古史学会创建30周年,由韩国上古史学会主办、国立忠北大学人文学院承办于2017年12月14日在忠北大学举行。该学会会员、有关专家学者及学生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上,韩国首尔大学史学科宋基豪教授和白云翔研究员先后作纪念学术讲演,宋基豪教授讲演的题目是《关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白云翔研究员讲演的题目是《公元前一千纪后半中韩交流的考古学探究》。会后,白云翔研究员还应邀为韩国国立忠北大学考古美术史学科的师生作了题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燕地的铁器文化》的学术报告。  

最后,白云翔研究员指出: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具有根本性意义。对汉代铸镜业乃至整个手工业考古研究来说,基于产品和基于生产遗迹和遗物考古工作和研究要并重,不同材料的研究结论需要有机整合。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需要更加重视,工作理念和方法有待细化和深化。手工业考古的要点主要有四方面,即资源、技术、产业、社会。资源是手工业的物质基础,技术是手工业生产的关键,产业是人利用技术将资源转化为产品的平台,这三者及其相互关系在人类文明或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总目标。

大贯静夫教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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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中,现场人员就古代手工业分类、相关手工业作坊遗存的发现、临淄汉代铜镜铸造业的时代下限等问题与白云翔研究员进行了交流互动。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白云翔研究员作纪念讲演

(讲座内容经白云翔研究员审阅。关于讲座的详细内容,还可以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官方微信 撰文:林莉琼;摄影:郑立华;审核:易西兵;审定:朱海仁)

  1952年生于千叶县。现任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曾担任日本的中国考古学会会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学留学。长期从事东北亚考古。出版《东北亚的考古学》等著作和多篇论文。

 

编辑: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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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翔研究员为韩国国立忠北大学考古美术史学科师生作学术报告

 

  白云翔研究员在4个月内连续三次应邀赴韩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举办学术讲座,既促进了中韩之间的学术交流,更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在大力增强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对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具有积极意义。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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