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中央苏区大规模肃反,富田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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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党史文苑》2006年第10期 作者:张丹君

本文摘自:《湖南工人报》2011年05月18日 07版,作者:刘良,原题:《苏区肃反,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为何“犯了错误”上》

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1930年12月这里发生了由肃反所谓“AB团”而诱发的富田事变,而富田事变又引发了中央苏区的大规模肃反。

项英叶挺与周恩来的合影

一、“AB团”的由来和解体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起在江西苏区肃反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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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吉安市青原区的东固乡和富田镇,如今在江西是两个极普通的乡镇,然而,对中国革命史稍有了解的人,对这两个地名一定不会陌生。前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创建的较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毛泽东在着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红色割据中的“李文林式”,指的就是李文林等创建的东固根据地;后者则曾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这里发生了由肃反所谓“AB团”而诱发的富田事变,而富田事变又引发了中央苏区的大规模肃反。

“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的一个反共组织,其全称为“AB团反赤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注: 布尔什维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俄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英文缩写。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为了破坏江西的工农革命军运动,夺取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通过其党羽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派段锡朋等到江西,以“庐陵同乡”、“北大同学”的关系网络党羽,于1927年1月秘密组织了专门从事反共活动的反革命团体-“AB团”。“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共、联俄、农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义”。其建立不到三个月,即遭到江西革命人民的打击,于是1927年4月2日国共分道扬镳时,即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南昌人民举行暴动,一举摧垮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从此“AB团”彻底解体。

江西苏区的这次肃反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展的?毛泽东为何“犯了错误”?查阅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透过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得以知晓毛泽东当年“犯错”的原故,并为一代伟人的知错改错的品质所感动。

项英叶挺与周恩来的合影

富田事变发生已80多年了。从已有的研究文章可知,事变是由苏区肃AB团乱捕乱杀引发的。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1926年12月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支持下,于江西南昌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1927年初,AB团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排挤出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控制了省党部的大权,并成立了江西省政府。1927年4月2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四二暴动”,组织群众围攻AB团分子控制的国民党省党部,AB团骨干分子除少数逃脱外大部被抓,AB团作为一个组织亦不复存在。

“AB团”作为一个组织的寿命是短暂的。据段锡朋说,“四二”暴动使“AB团”分子纷纷逃到京沪,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到,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而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实。“AB团”另一头目程天放在回忆录中也说AB团“寿命仅三月”。AB团“无形解散”的时间是在中央苏区肃反中反AB团的三年之前。如果说段、程均是AB团头目,他们的话不可全信,那么我们还可以从肖克将军完全相同的证言来看这个问题。肖将军说,他曾问过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同志,他们说:“一九三0年前后,敌人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是掌握的,他们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的有关人士,他们也说特务组织中没有AB团”。

张冠李戴、刑讯逼供引发的错误肃反

江西吉安市青原区的东固乡和富田镇,如今在江西是两个极普通的乡镇,然而,对中国革命史稍有了解的人,对这两个地名一定不会陌生。前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创建的较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毛泽东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红色割据中的“李文林式”,指的就是李文林等创建的东固根据地;后者则曾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这里发生了由肃反所谓“AB团”而诱发的富田事变,而富田事变又引发了中央苏区的大规模肃反。

赣西南苏区肃AB团起始于1930年5月。据有关学者研究,其实在赣西南乃至整个中央苏区,根本没有什么AB团存在,在苏区肃AB团当然也就是全盘皆错。可当时赣西南苏区的中共组织已产生一种印象:AB团不只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与改组派争权夺利,而是已渗入根据地内部,渗入共产党的组织之中,在内部肃清AB团分子势在必行。

二、苏区反“AB团”

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胜利攻克赣西重镇吉安。

【逼供之下,“肃”出大批AB 团分子】

反AB团很快反出了“效果”。1930年7月22日,刘作抚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吉安西区A 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至于其中有多少人被当作AB团领袖而杀掉,报告中没有提及,但在那个白色恐怖之后继之以赤色恐慌的年代,被杀者估计不少。

中央苏区错误的肃反斗争起源于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县陂头村举行的“二·七”会议,即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发展赣西南和闽粤革命根据地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这个失误,主要是对赣西南党的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并轻率决定杀人。首先开始肃反的江西苏区,从整肃“AB团”开始,至“富田事变”进入高潮。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根据举报,抓捕团特委干部朱家浩,朱家浩又供出一批反动组织“AB团”成员。进一步逮捕审讯,“AB团”越抓越多,到9月,赣西南3万多共产党员中已经清洗1千多人!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缴获敌人的物资中发现“AB团”徽章,还有一张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父亲写给地主的收条。总前委惊骇不已,前委书记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于14日致信党中央,报告赣西南发现大批“AB团”分子。此时,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集中精力指挥战斗,肃反大权完全下放。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注: 基本资料 秘书长:英文名secretary-general在一些政党或政府机构中的主要行政官,如联合国中的联合国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大力肃反,从4万多红军中整出4400多“AB团分子”。

深夜,毛泽东在吉安城东曾氏宅院的左耳房内,与江西地方领导人曾山、陈正人、曾炳春等商谈下一步的工作。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急匆匆走进宅院,径直走到毛泽东住的那间小屋,见屋内有人,便朝毛泽东招招手。

富田事变发生已80多年了。从已有的研究文章可知,事变是由苏区肃AB团乱捕乱杀引发的。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1926年12月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支持下,于江西南昌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1927年初,AB团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排挤出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控制了省党部的大权,并成立了江西省政府。1927年4月2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四二暴动”,组织群众围攻AB团分子控制的国民党省党部,AB团骨干分子除少数逃脱外大部被抓,AB团作为一个组织亦不复存在。

吉安等地大量的所谓AB团被破获,非但未使人们产生反AB团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的喜悦,反而使赣西南中共组织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1930年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将赣西南肃AB团的运动推向高潮。这个《紧急通告》介绍了AB团的产生经过和内部的组织情形,说它的组织严密,全国有总团部,以下是各省团部……加入AB团时要填志愿书,吃血酒,宣读誓词,颇有点江湖黑社会发展会众的味道。

三、“富田事变”的经过

毛泽东会意地走了出来。wWw.lsQN.cn朱德轻声说:“我们缴获了敌军司令部的一批重要文件。”昏暗中,他将一份文件交给毛泽东,并说:“这里反映了很重要的情况。”毛泽东转身拿来手电筒,简要地浏览了一下,脸色骤然变了。

赣西南苏区肃AB团起始于1930年5月。据有关学者研究,其实在赣西南乃至整个中央苏区,根本没有什么AB团存在,在苏区肃AB团当然也就是全盘皆错。可当时赣西南苏区的中共组织已产生一种印象:AB团不只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与改组派争权夺利,而是已渗入根据地内部,渗入共产党的组织之中,在内部肃清AB团分子势在必行。

《紧急通告》中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团特委发行科朱家诰,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时常与AB团通书信,引起许多同志发生怀疑,同时因万安县委破获,AB团供告朱是团员,写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由此可见,当时根据地的肃反之所以犯扩大化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预设了一个组织严密、危害严重、人数庞大而深藏内部的假想敌,为了肃清这个假想敌不惜对怀疑对象严刑逼供,随后又依据口供抓人捕人,于是内部肃反越肃越多。事后才发现所谓潜伏之敌,竟是子虚乌有,而错杀之同志已无法死而复生。

1930年12月3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政治保卫局,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前往江西省吉安县的西部疆域,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四县接壤。座落在这带状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个由十多个小村组成的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五县交汇处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注: 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原堡中心的关帝庙,召开了有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马文瑞、张邦英、蔡子伟、张策、黄子文、张庆孚等领导人和100多名工农兵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所在地,从黄陂到富田不过一百多里,由于敌我形势犬牙交错,白区和红区如插花的拼盘,这一连人整整走了四天,于7日下午3点才到达目的地。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接着开始翻箱倒柜,满屋搜查,一片杀气腾腾。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

这是一份什么文件?在延安时,朱德在接受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采访时曾提及此事。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文中记述:“缴获的文件还涉及AB团……有一张收条便是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领袖之一李文林,就是这个地主的儿子。朱将军不敢相信李文林与AB团有关,可是文件上的确是他父亲的名字。”

反AB团很快反出了“效果”。1930年7月22日,刘作抚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吉安西区A 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至于其中有多少人被当作AB团领袖而杀掉,报告中没有提及,但在那个白色恐怖之后继之以赤色恐慌的年代,被杀者估计不少。

由于使用逼供信,赣西南果然又肃出了一大批的所谓AB团分子。这年10月,赣西南特委在关于政权问题的报告中说:“此次破获AB团,赣西南政府副科长……杀了六人。嫌疑犯六七人。全部人员占了四分之一……”据同月召开的中共赣西南特委会议的记录所载:“党过去杀一千多AB团”。赣西南特委同时也承认,这些被杀的AB团分子,“内中一定含有许多可以教育过来。这也是工作中值得注意的”。

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

毛泽东为之震惊。早在1929年2月,毛泽东就结识了这位年轻而富有游击经验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李文林。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曾为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给予极大的支援和策应。像这么优秀的地方革命领导人,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

吉安等地大量的所谓AB团被破获,非但未使人们产生反AB团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的喜悦,反而使赣西南中共组织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1930年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将赣西南肃AB团的运动推向高潮。这个《紧急通告》介绍了AB团的产生经过和内部的组织情形,说它的组织严密,全国有总团部,以下是各省团部……加入AB团时要填志愿书,吃血酒,宣读誓词,颇有点江湖黑社会发展会众的味道。

可是,这个本“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共赣西南特委并没有真正注意。10月上旬,中共赣西南特委、青年团赣西南特委和工会组织在吉安城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以李文林为行委书记,常委有李文林、曾山、陈正人、段良弼、丛允中等人。11月30日,江西省行委印发第九号《通告》,“指示各地一面积极地进行肃清AB团、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一面把动摇有反水可能的富农分子通通捉起作抵,以免将来有反水带白军骚扰的事情发生”。

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二十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毛泽东一时被弄糊涂了。后来查明,那份从敌军司令部缴获的那张“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文件,是一个与李文林的父亲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地主的名字,与李文林没有丝毫关系。

《紧急通告》中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团特委发行科朱家诰,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时常与AB团通书信,引起许多同志发生怀疑,同时因万安县委破获,AB团供告朱是团员,写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由此可见,当时根据地的肃反之所以犯扩大化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预设了一个组织严密、危害严重、人数庞大而深藏内部的假想敌,为了肃清这个假想敌不惜对怀疑对象严刑逼供,随后又依据口供抓人捕人,于是内部肃反越肃越多。事后才发现所谓潜伏之敌,竟是子虚乌有,而错杀之同志已无法死而复生。

出乎意料的是,在随后不久发生的富田事变中,肃AB团甚是积极的李文林、段良弼等人,也被当作AB团分子而遭整肃。

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反共的秘密组织,1927年1月在南昌成立,最初,因“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取名“AB团”。那是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派出他的亲信段锡明、郑异负责国民党江西党务。段、郑两人均为江西籍。后来又加派了洪轨前来南昌。于是,段、郑、洪在南昌秘密成立了“AB团”,以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目的。

由于使用逼供信,赣西南果然又肃出了一大批的所谓AB团分子。这年10月,赣西南特委在关于政权问题的报告中说:“此次破获AB团,赣西南政府副科长……杀了六人。嫌疑犯六七人。全部人员占了四分之一……”据同月召开的中共赣西南特委会议的记录所载:“党过去杀一千多AB团”。赣西南特委同时也承认,这些被杀的AB团分子,“内中一定含有许多可以教育过来。这也是工作中值得注意的”。

1930年12月发生的富田事变,是在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被当作AB团疑犯扣押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前往富田,将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等作为AB团分子加以抓捕而引发的。而李文林、段良弼等人之所以被认定是AB团分子,又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中共赣西南特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有直接关联。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震动苏区的“富田事变”。

“AB团”在江西为害3个来月。1927年4月2日,在中共江西区委领导下,江西工会、农会、学联和朱德手下的军官教导团,突然冲往南昌百花洲,包围了那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了“AB团”骨干30多人。段锡明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这样,“AB团”作鸟兽散,从此销声匿迹。

可是,这个本“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共赣西南特委并没有真正注意。10月上旬,中共赣西南特委、青年团赣西南特委和工会组织在吉安城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以李文林为行委书记,常委有李文林、曾山、陈正人、段良弼、丛允中等人。11月30日,江西省行委印发第九号《通告》,“指示各地一面积极地进行肃清AB团、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一面把动摇有反水可能的富农分子通通捉起作抵,以免将来有反水带白军骚扰的事情发生”。

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及赣西特委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除债务和按劳动力与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错误,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会上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了实行统一领导,会议组成了红四、红五、红六军和中共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组织的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会议还决定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以刘士奇为临时负责人。

四、教训的启示

本来,在“AB团”总部被捣毁之后,“AB团”也就画上了句号。可是,在1930年三四月间,在江西莲花钱山,发现了所谓“改组派AB团”。接着,5月,又在安福西区、纯化、兴国等地破获“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8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又称,“破获他们大批组织”。

出乎意料的是,在随后不久发生的富田事变中,肃AB团甚是积极的李文林、段良弼等人,也被当作AB团分子而遭整肃。

二七会议对于推动赣西南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及巩固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但这次会议对于后来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红四军前委作出越权决定,开除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党籍,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前委认为,江汉波“犯了严重取消主义的错误”,其主要理由,一是“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群众热望的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不知道争取群众是当前任务。二是他反对取消为攻打吉安而设的红军总司令部,反对成立红六军……”会议还作出决定,将原赣西地方武装的主要领导人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四人,作为“四大党官”予以枪毙。赣西南党内斗争乱打乱杀的先例由此开启。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从以上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面对当今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要把我国在现代治国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治国方略,即“法德并济“真正落到实处。我们所要落实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就能实现。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尤为重要。

中共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6月25日发出的《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中,提出改组派“AB团”是“红旗下的奸细”,必须对他们“实行赤色恐怖”。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又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指出:“‘AB团’在赣西南有了数年的历史,他们诡计百出地混入我党及各政权机关,希图暴动起来,夺取政权……”这样,肃清“AB团”的声势越来越大。

【李文林指责毛泽东,前委与特委产生分歧】

1930年5月,李文林作为赣西南苏区的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苏代会。此时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由李立三主持。李文林接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思想和城市中心论的主张。8月上旬,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县的富田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李文林在会上对毛泽东的主张提出批评,指责毛主张波浪式发展根据地是“保守割据观念”和“农民意识”,说他发展地方武装的政策是“武装不集中”,而将重点放在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是“取消城市工作”。不但如此,这次会议还将受毛泽东支持的刘士奇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指责刘有“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有人甚至辱骂刘士奇是毛泽东的“走狗”。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刘士奇中途退出会场,但李文林、段良弼等人认为他是有意对抗,竟撤销了他的赣西南特委书记之职,并且开除其党籍,交中共中央批准。

坚持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10月,红军攻下吉安后,在城里发现几年前的“AB团”旗帜、印章。如今,又从国民党所存文件中得悉李文林与“AB团”有关。这接连不断的事件,使毛泽东对“AB团”问题引起高度的注意。

1930年12月发生的富田事变,是在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被当作AB团疑犯扣押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前往富田,将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等作为AB团分子加以抓捕而引发的。而李文林、段良弼等人之所以被认定是AB团分子,又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包括此前的红四军前委)与中共赣西南特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有直接关联。

实际上,二全会议一方面积极贯彻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另一方面又在贯彻中央精神的名义下否定毛的主张,并打击了受毛泽东支持的刘士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1930年6月,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8月下旬,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总前委书记——作者注)及毛泽东与李文林之间的矛盾。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深刻地表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实践充分证明,要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没有完备的法制,不实行依法治国是不可能的。

中共赣西南特委把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那里的团特委发行科朱家浩,“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首先被怀疑为“AB团”。于是,对他实行逼供讯:

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及赣西特委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除债务和按劳动力与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错误,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会上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了实行统一领导,会议组成了红四、红五、红六军和中共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组织的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会议还决定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以刘士奇为临时负责人。

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在赣西南十万群众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攻占吉安。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二全会议后赣西南党的组织已不信任。10月14日,毛泽东在吉安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攻占吉安的有关情况,在谈到现状时说:“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故平分土地也只是‘抽多补少’没有‘抽肥补瘦’……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地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毛泽东《给中央的信》1930年10月14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六辑)

实行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当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极大地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在中国,党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直接领导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项工作。党是依法治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的领导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反之,党不遵守宪法和法律,就不能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公正,依法治国最终不能实现。

“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组织赣西南‘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和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统统供报出来了。”中共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第二十号》。

二七会议对于推动赣西南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及巩固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但这次会议对于后来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红四军前委作出越权决定,开除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党籍,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前委认为,江汉波“犯了严重取消主义的错误”,其主要理由,一是“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群众热望的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不知道争取群众是当前任务。二是他反对取消为攻打吉安而设的红军总司令部,反对成立红六军……”会议还作出决定,将原赣西地方武装的主要领导人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四人,作为“四大党官”予以枪毙。赣西南党内斗争乱打乱杀的先例由此开启。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赣西南党组织作出这种判断者,并不只是毛泽东一人。10月19日,总前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周以栗在一封信中说:“关于土地问题,我此行所见及感觉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富农路线机会主义,使革命工作发生严重的危机”。

坚持以德治国基本方略。

如此“软硬兼施”、“严加审问”,使朱家浩乱供,使谢兆元乱供,使一大批被“捉拿”的人乱供,造成了“AB团”满天飞的局面。中共赣西南特委把逼供讯的结果写成报告,送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再次被弄糊涂了。

1930年5月,李文林作为赣西南苏区的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苏代会。此时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由李立三主持。李文林接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思想和城市中心论的主张。8月上旬,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县的富田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李文林在会上对毛泽东的主张提出批评,指责毛主张波浪式发展根据地是“保守割据观念”和“农民意识”,说他发展地方武装的政策是“武装不集中”,而将重点放在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是“取消城市工作”。不但如此,这次会议还将受毛泽东支持的刘士奇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指责刘有“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有人甚至辱骂刘士奇是毛泽东的“走狗”。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刘士奇中途退出会场,但李文林、段良弼等人认为他是有意对抗,竟撤销了他的赣西南特委书记之职,并且开除其党籍,交中共中央批准。

毛泽东对李文林等人的不满,还与李坚持打大城市,又不赞成以东固、富田作为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预设战场有关。在罗坊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强调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李文林等人认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并说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是保守主义,把敌人引入根据地,人民要遭到很大的损失……

“以德治国”就是以现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为依据,规范和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概括精辟,寓意深刻,涵盖了了爱国主义[注: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自身所属国家的一种积极和认同的态度和行为。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抓住了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集中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是非标准鲜明,价值导向明确,是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化,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当今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体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对于进一步匡正社会风气、提高文明程度、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在全社会养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良好风尚,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相协调,与优秀文化传统相衔接的道德体系。从而把保障社会秩序[注: 社会秩序正文 表示社会有序状态或动态平衡的社会学范畴。 中外思想家很早就注意社会秩序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提出的“治”,]的刚性手段和柔性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10月14日夜,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全盘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注: 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原堡中心的关帝庙,召开了有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马文瑞、张邦英、蔡子伟、张策、黄子文、张庆孚等领导人和100多名工农兵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地完成,中央须大力注意和帮助。”

实际上,二全会议一方面积极贯彻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另一方面又在贯彻中央精神的名义下否定毛的主张,并打击了受毛泽东支持的刘士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1930年6月,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8月下旬,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总前委书记——作者注)及毛泽东与李文林之间的矛盾。

在富田事变前,由于在若干问题上总前委与赣西南地方党组织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使总前委对李文林等赣西南党的负责人产生不信任,认为他们执行的是一条“富农路线”,而这条“富农路线”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内部不纯,混入了AB团分子。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曾这样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济。

很明显,此时的毛泽东认为赣西南地区的确存在大批“AB团”组织。当时,蒋介石正紧锣密鼓地部署对“朱毛红军”的“围剿”,如果根据地内部的“AB团”组织不及时加以肃清,反“围剿”将无法顺利进行,红军和根据地将面临极大的危险。为此,毛泽东决定迅即领导并帮助赣西南开展整肃“AB团”运动。

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在赣西南十万群众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攻占吉安。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二全会议后赣西南党的组织已不信任。10月14日,毛泽东在吉安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攻占吉安的有关情况,在谈到现状时说:“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故平分土地也只是‘抽多补少’没有‘抽肥补瘦’……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地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毛泽东《给中央的信》1930年10月14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六辑)

1930年5月起赣西南地方肃AB团之时,作为根据地和军队最高领导机关的红一军团前委和随后成立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此并没有过问。但地方大张旗鼓地肃AB团,势必对红军产生影响,既然地方打出了那么多的AB团,人们自然联想到活动在这个地方的红军队伍中,也一定会渗入AB团分子。因此,红一方面军集中到黄陂、小布后,总前委一面进行反“围剿”动员,一面动员肃反、反AB团,史称黄陂肃反。

手机版乐白家网址,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治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为此,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致力于能力建设,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围绕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从执政理念到执政方略,从执政体制到执政方式,从执政骨干到执政基础,从执政本领到执政素质,进行全面的加强和改进。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党员领导干部要成为全党的表率。共产党员党员要成为社会的表率。才能使社会主义荣辱观蔚然成风,在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风尚。

李韶九滥用酷刑,使苏区肃反严重脱轨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赣西南党组织作出这种判断者,并不只是毛泽东一人。10月19日,总前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周以栗在一封信中说:“关于土地问题,我此行所见及感觉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富农路线机会主义,使革命工作发生严重的危机”。

对于黄陂肃反的情况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题着述,只有在一些老干部的回忆中有零星记载。由于反“围剿”军情紧急,这次红一方面军中的反AB团时间并不长,但“敌人在我们军队里安的AB团暴动,都被我们打的精光。杀了几十个总团,总共打了四千个AB团”。(《八大胜利的条件》1930年12月2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七辑)

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成立肃反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长[注: 基本资料 秘书长:英文名secretary-general在一些政党或政府机构中的主要行政官,如联合国中的联合国秘书长。]李韶九被委兼任肃反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对李文林等人的不满,还与李坚持打大城市,又不赞成以东固、富田作为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预设战场有关。在罗坊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强调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李文林等人认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并说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是保守主义,把敌人引入根据地,人民要遭到很大的损失……

在红一方面军黄陂肃反之时,“红军中A B团要犯刘天岳、曾昭汗以及龙超清、梁鼎元、汪克宽、周赤等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伯昌等为其首要”。其中段良弼曾任青年团赣西南特委书记,时为江西省行委常委。12月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致信江西省行委说:“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总前委致省行委信》1930年12月3日,转引自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李韶九时年27岁。他原在程潜的第六军五十四团四连担任指导员。八一南昌起义时,他成了俘虏,加入了朱德部队。当朱德部队在东江失利,他又重新回到国民党部队。半年后,再度加入红军,来回摇晃于红白之间。

在富田事变前,由于在若干问题上总前委与赣西南地方党组织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使总前委对李文林等赣西南党的负责人产生不信任,认为他们执行的是一条“富农路线”,而这条“富农路线”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内部不纯,混入了AB团分子。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曾这样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携带这封信,并带着红十二军一个连出发了。12月7日下午,李韶九来到富田,立即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金万邦等8人全部捆绑关押,随即严刑审讯。在李韶九的酷刑之下,段良弼和李白芳被迫承认自己是AB团,“并招出他们所认识的一些重要人物”。李韶九又根据段良弼和李白芳的口供,于第二天又从省苏维埃政府等组织内抓了10个人,并施以同样的酷刑逼其承认是AB团。李白芳、马铭和周冕的妻子也同时被捕,而且还被剥光衣服毒打。

熟悉李韶九的,莫过于[注: 解词 :莫过于:mò guò yú:1. 没有超过…的。如: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奉献。 相关条目 桑榆暖 甜津津 亦都护 托尼贾 苦草属-moguoyu]萧克。萧克后来谈及:“李韶,同我是一个县的人,我认识他,江西老干部一讲到他就伤脑筋,说他很坏。”萧克认为,李韶九是个“善于逢迎、品质很不好的人”。

【乱抓滥捕AB 团,引爆富田事变】

从1 2月7日至1 2日,严刑逼供之下,共“破获”AB团120多名。12月9日,李韶九动身前往东固,去抓捕驻扎在那里的红二十军中的AB团。动身前,枪杀了25人,有的是临时抓来未加审问即被枪杀。

事实很快说明,任命李韶儿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是用人七的一个严重失误。

1930年5月起赣西南地方肃AB团之时,作为根据地和军队最高领导机关的红一军团前委和随后成立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此并没有过问。但地方大张旗鼓地肃AB团,势必对红军产生影响,既然地方打出了那么多的AB团,人们自然联想到活动在这个地方的红军队伍中,也一定会渗入AB团分子。因此,红一方面军集中到黄陂、小布后,总前委一面进行反“围剿”动员,一面动员肃反、反AB团,史称黄陂肃反。

李韶九在富田刑审谢汉昌时,谢胡乱招出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首领。李到东固后立即在红二十军抓AB团,并让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通知时在兴国泰和边境侦察地形的刘敌迅速返回东固。11日,刘回到东固。李韶九见到刘敌后,有了以下的对话:

肃反委员会成立后,一方面在红军内部开展丁肃反,同时对赣西南的肃反作加强了领导。

对于黄陂肃反的情况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题著述,只有在一些老干部的回忆中有零星记载。由于反“围剿”军情紧急,这次红一方面军中的反AB团时间并不长,但“敌人在我们军队里安的AB团暴动,都被我们打的精光。杀了几十个总团,总共打了四千个AB团”。(《八大胜利的条件》1930年12月2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七辑)

李韶九对刘敌说:“刘敌!你很危险嘚?”

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接到举报说:江西“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为其首要”。总前委当即给江西省行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据此间所获‘AB团’刘天岳、周赤……曾昭汉供m现在省委、省苏T:作之李白芳、江克宽、小袁、老曾,红军学校之曾围辉,遂川之刘万清都是‘AB团’要犯,周赤并供段良弼是‘AB团’,龙超清是‘ABI引’,除龙超清已由此间直接讯办外,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丁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省委接到此信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

在红一方面军黄陂肃反之时,“红军中A B团要犯刘天岳、曾昭汗以及龙超清、梁鼎元、汪克宽、周赤等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伯昌等为其首要”。其中段良弼曾任青年团赣西南特委书记,时为江西省行委常委。12月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致信江西省行委说:“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总前委致省行委信》1930年12月3日,转引自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刘问:“我什么危险?”

李韶九作为总前委的特派员,身藏总前委的指令,带着一连兵马于12月7日匆匆上路。

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携带这封信,并带着红十二军一个连出发了。12月7日下午,李韶九来到富田,立即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金万邦等8人全部捆绑关押,随即严刑审讯。在李韶九的酷刑之下,段良弼和李白芳被迫承认自己是AB团,“并招出他们所认识的一些重要人物”。李韶九又根据段良弼和李白芳的口供,于第二天又从省苏维埃政府等组织内抓了10个人,并施以同样的酷刑逼其承认是AB团。李白芳、马铭和周冕的妻子也同时被捕,而且还被剥光衣服毒打。

李说:“哼,很多人供了你咧!”

李韶九刚走.总前委又从“AB团”分子口供中得到新的“线索”,于是又赶紧起草一信.派两位红军战士策马飞送富田。此信说:“本日据龙超清供称段良弼是省委机关总团长,袁肇鸿是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是江克宽,除江克宽现在东韶由我们去捉外,段良弼、袁肇鸿是重要犯须立即捉起详审外,再则李白芳更比段袁重要,谅你们已捉了,并且你们要从这些线索找得更重要的人。”

从1 2月7日至1 2日,严刑逼供之下,共“破获”AB团120多名。12月9日,李韶九动身前往东固,去抓捕驻扎在那里的红二十军中的AB团。动身前,枪杀了25人,有的是临时抓来未加审问即被枪杀。

刘问:“供什么?”

富田,位于江西省吉安、吉水、泰和、兴国、永丰5县交界处,归属吉安县管辖。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一度成为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

李韶九在富田刑审谢汉昌时,谢胡乱招出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首领。李到东固后立即在红二十军抓AB团,并让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通知时在兴国泰和边境侦察地形的刘敌迅速返回东固。11日,刘回到东固。李韶九见到刘敌后,有了以下的对话:

李答:“AB团哪。”

李韶九一行于12月7日下午3时到达富田。当日下午,李韶九带领荷枪实弹的一连士兵把省仃委重重包嗣。,李韶儿领着10来个十兵,闯进省仃委办公室,把段良弼、李白芳、刘万肯、任心达、谢汉昌、金万郑、马铭、周勉8人搁绑、关押起来.随后馇夜不停地审讯。

李韶九对刘敌说:“刘敌!你很危险嘚?”

刘笑着说:“你看咧,我像不像一个AB团?”

为_r整卅“AB目1组织”,李韶几不惜采Hjr吊打、钉手、“炸刑”、“坐轿子”、“坐飞机”、“烧香火”、“打地雷公”、“t指连心”、“蛤蟆喝水”、“猴子牵缰”、红条烧红通肛fJ等刑罚、

刘问:“我什么危险?”

李说:“是呀!我也不信哪,但是现在有人供你呀!”

在严厉的酷刑下.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不得不招供自己是AB团,并招供所认识的一些人,从12月7日下午到12日晚.5天时间,李韶儿从江西省行委干¨省苏政府“破获‘AB…’120私,要犯几十名”,12月11日“枪决24人”,毛泽东派出古柏协助肃反,古柏赶往富田却险丢性命

李说:“哼,很多人供了你咧!”

刘问李:“你相信不相信AB团有乱咬共产党员的阴谋?”

就在李韶几进行大捕大杀的时候,“Ⅲ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十几路军已从萍乡悄悄进入莲化境内,毛泽东紧紧盯住敌军的动向,精心谋划着反“俐剿”的作战方案。

刘问:“供什么?”

李说:“那也不会,为什么单报你呢?”

战情日趋紧急,根据地的肃反了作需尽早完成,于是,毛泽东派出总前委秘书长一i柏,急速赶往富田,协助李韶几加紧进仃肃反丁作。

李答:“AB团哪。”

刘敌觉得,如果不承认是A B就会受酷刑,于是便说:“A 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求党放理智点去详细考查,死是不要紧,刑法是受不得的。”

没有料到,々柏12门8口中午赶到江两省苏驻地富旺I,12日晚上就遇上了“富田事变”。原来,古柏到达富田的那天,李韶』L就把在省行委卅反的fE务交给j’_占柏,自己则带厂红军一个排前往红二十军军音fj驻地东同去肃反:

刘笑着说:“你看咧,我像不像一个AB团?”

李假意地说:“绝对不会,这绝不是简单的AB团的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

还在12月7日,李韶儿在刑审段良弼、i身}汉吕等人时,逼供红二十军一L四Ⅲ政治委员刘敌是“AB刚首领”。

李说:“是呀!我也不信哪,但是现在有人供你呀!”

李韶九与刘敌都是湖南人,而且都在江西红二团工作过。于是,刘用湖南话对李说:“我是你的旧部,我的政治水平很低。我一定遵循你的政治指示,承认错误。我确信毛泽东不是AB团的人,你和军长也不是。走遍天涯海角,我都要跟随你们三位。我自己算得了什么!”听刘这么一说,李韶九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叫刘不要惊慌,还对刘说,我原本相信你不会走到这条路上去,定是他们陷害你的……

李韶几到东固后,先向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通报丫情况,尔后向正在前线侦察地形的刘敌发m通知令.要刘速返东固。

刘问李:“你相信不相信AB团有乱咬共产党员的阴谋?”

谈话结束后,李韶九派人将刘敌送回第一七四团一营营部。回来之后,刘敌与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召开秘密会议,认为李韶九来肃AB团是一个大阴谋,决定写信让他来开会,趁机将其扣留,逼其讲出阴谋。张兴听说李文林、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和王怀都被怀疑为AB团,乃前往军部质问李韶九,结果一去即被扣押。刘敌闻之,即率第一营将军部包围,将军长刘铁超捆起,释放了被李韶九带来东固的谢汉昌等所谓AB团分子,李韶九闻风而逃。

刘放9f=1接到通知,llU返川东吲、11日晚,李韶几把刘敌召到军部进行审问。

李说:“那也不会,为什么单报你呢?”

当天晚上,刘敌与谢汉昌又率部赶到富田,包围江西省行委,收缴了看守人员的枪械,释放了被关押的近百名所谓AB团犯人。古柏、曾碧漪闻讯连夜从富田逃往兴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也从机关逃出,躲在附近沙村的一个农民家里,随后前往宁都的黄陂。这就是史上着名的富田事变。

刘敌知道硬碰硬顶就免不了要遭酷刑,就说:…A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求党放理智点上详细芬察,死是不要紧,刑法是受不得的。”

刘敌觉得,如果不承认是A B就会受酷刑,于是便说:“A 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求党放理智点去详细考查,死是不要紧,刑法是受不得的。”

事变发生的当晚,刘敌、谢汉昌及被释放出来的段良弼、李白芳等人召开紧急会议,认定这次李韶九等人抓AB团有阴谋,并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决定成立新的省行委,暂由段良弼负责,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等人。

李韶几装}lJ诚恳的样子,说:“绝对不会,这绝不是简单的‘AB团’的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

李假意地说:“绝对不会,这绝不是简单的AB团的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

13日,事变领导人率红二十军从富田前往河西的永阳镇,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15日,事变领导人召开自行成立的江西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了“知情估量与军事行动”、“彻底肃清AB团”、“处置毛泽东、曾山、陈正人、李韶九、刘铁超等人问题”、“派人去中央汇报”、“派人去总前委”等决议。会后,派丛允中同被误抓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先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汇报,然后前往上海与段良弼一起向中共中央汇报。

见李韶几这么说,刘敌灵机一动,说:“我是你老人家的老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

李韶九与刘敌都是湖南人,而且都在江西红二团工作过。于是,刘用湖南话对李说:“我是你的旧部,我的政治水平很低。我一定遵循你的政治指示,承认错误。我确信毛泽东不是AB团的人,你和军长也不是。走遍天涯海角,我都要跟随你们三位。我自己算得了什么!”听刘这么一说,李韶九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叫刘不要惊慌,还对刘说,我原本相信你不会走到这条路上去,定是他们陷害你的……

12月20日,事变领导人以“中共江西省行委”的名义,致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主要内容和动机是攻击毛泽东,蓄意挑拨离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与毛泽东的关系,煽动朱、彭、黄、滕反对毛泽东”。这封信中还附有一封由丛允中假造的毛泽东写给古柏的信。丛平时学毛体字,学得还比较像。假信中说:“据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行,并于捕杀后,即从我们的布置出击,你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可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彭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得告知。”信上说的段、李、王分别是指段良弼、李文林和王怀,曾、李、陈则指曾山、李韶九和陈正人。

李韶几听了这番奉承之言,好是舒服,亲热地安慰刘敌“不要紧张”,尔后派传令兵将刘敌送回一L四团一营营部。

谈话结束后,李韶九派人将刘敌送回第一七四团一营营部。回来之后,刘敌与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召开秘密会议,认为李韶九来肃AB团是一个大阴谋,决定写信让他来开会,趁机将其扣留,逼其讲出阴谋。张兴听说李文林、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和王怀都被怀疑为AB团,乃前往军部质问李韶九,结果一去即被扣押。刘敌闻之,即率第一营将军部包围,将军长刘铁超捆起,释放了被李韶九带来东固的谢汉昌等所谓AB团分子,李韶九闻风而逃。

事变领导人原本让丛允中将信送到宁都黄陂,但丛中途把信给了一个叫谢鹏飞的人,谢到了红三军团驻地宁都东山坝后,怕被人发觉,将信交给了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后便匆匆走了。彭德怀很快就识破了信是伪造的,因为假信署日期用的是阿拉伯数字,而毛泽东写信年月日用的都是汉字。彭立即意识这封信“目的在分裂一、三军团,拉三军团拥护省行动委员会”,“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在同滕代远、袁国平等人商量后,彭德怀立即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宣言》,大意是 “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红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随后,彭德怀派一个班将宣言和假信送到黄陂总前委处。第二天,彭德怀又亲自请毛泽东来红三军团并在干部会议上讲话。

刘敌回营后思虑再三,认为李韶九是“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卑鄙下流的小人”,他这次是利用抓“AB团”之名,来实现“打击赣西南干部的阴谋”。

当天晚上,刘敌与谢汉昌又率部赶到富田,包围江西省行委,收缴了看守人员的枪械,释放了被关押的近百名所谓AB团犯人。古柏、曾碧漪、彭儒闻讯连夜从富田逃往兴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也从机关逃出,躲在附近沙村的一个农民家里,随后前往宁都的黄陂。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

正如萧克后来所说的:“为什么发生富田事变,主要原因就是乱打乱杀AB团,引起矛盾激化……甚至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一触即发。”而之所以发生乱打乱杀,与身为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负责人的李韶九刑讯逼供直接关联。不少着述都讲到李的个人品质不好的问题,这固然对富田事变的发生起了一定的催化起用,但李韶九去富田抓捕段良弼等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授权,是由于总前委依据所谓已破获的AB团分子的口供,认定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中存在一批AB团要犯。

次日清晨,刘敌来到营部,召集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在存放资料的密窄开会,决定采取“激烈行动”。会后当即集合队伍,迅速包同了军部,捉起了军长刘铁超后脱逃,放出了谢汉昌等…AB用’爱犯”。李韶九闻风逃走,其所带的100人被缴械扣押。

事变发生的当晚,刘敌、谢汉昌及被释放出来的段良弼、李白芳等人召开紧急会议,认定这次李韶九等人抓AB团有阴谋,并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即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决定成立新的省行委,暂由段良弼负责,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等人。

在富田事变中,刘敌等人采取武力解救被关押人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常之举;事后事变领导人将红二十军带往河西,也是情有可原;随后派人向总前委和中共中央汇报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叛离党的领导,事实上到了河西红二十军仍在坚持斗争。然而,事变领导人在事变发生后采取离间朱德、彭德怀与毛泽东关系之策,尤其是伪造相关信件,虽然意在取得朱、彭等人的同情,但客观上却是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如果彭德怀轻信其言,必将产生比富田事变更严重的后果。事实上,事变领导人采取这一策略,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同情,而且对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定性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刘敌马不停蹄,率领“暴动”队伍赶赴富田,包围了江西省行委机关,收缴了看守人员的枪械,打开牢门,释放了近百名被关押的“AI{Ⅲ”分子.从而制造了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

13日,事变领导人率红二十军从富田前往河西的永阳镇,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15日,事变领导人召开自行成立的江西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了“知情估量与军事行动”、“彻底肃清AB团”、“处置毛泽东、曾山、陈正人、李韶九、刘铁超等人问题”、“派人去中央汇报”、“派人去总前委”等决议。会后,派丛允中(原江西省行委员常委兼组织部长)同被误抓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先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汇报,然后前往上海与段良弼一起向中共中央汇报。

富田事变的悲剧在于,当时不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还是中共赣西南特委,都对AB团问题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又使用逼供信的手段抓AB团,抓到AB团再用逼供信。如此一来,不但证明A B团确实存在,而且必须加紧肃清,于是继续抓AB团,结果形成了肃反扩大化——再肃反——再扩大化的恶性循环。

富田张贴出“打倒毛泽东”的标语。

12月20日,事变领导人以“中共江西省行委”的名义,致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主要内容和动机是攻击毛泽东,蓄意挑拨离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与毛泽东的关系,煽动朱、彭、黄、滕反对毛泽东”。(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这封信中还附有一封由丛允中假造的毛泽东写给古柏的信。丛平时学毛体字,学得还比较像。假信中说:“据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行,并于捕杀后,即从我们的布置出击,你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可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彭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得告知。”信上说的段、李、王分别是指段良弼、李文林和王怀,曾、李、陈则指曾山、李韶九和陈正人。

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彭德怀[注: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德华。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收到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

事变领导人原本让丛允中将信送到宁都黄陂,但丛中途把信给了一个叫谢鹏飞的人,谢到了红三军团驻地宁都东山坝后,怕被人发觉,将信交给了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后便匆匆走了。彭德怀很快就识破了信是伪造的,因为假信署日期用的是阿拉伯数字,而毛泽东写信年月日用的都是汉字。彭立即意识这封信“目的在分裂一、三军团,拉三军团拥护省行动委员会”,“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同滕代远、袁国平等人商量后,彭德怀立即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宣言》,大意是 “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红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随后,彭德怀派一个班将宣言和假信送到黄陂总前委处。第二天,彭德怀又亲自请毛泽东来红三军团并在干部会议上讲话。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口里喊的革命,骨子是个内奸。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富田事变”的当天晚上,刘敌、谢汉昌、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周勉、刘经化、高克念、贺子肃等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形成了四大决定:一是认为“此次肃清,“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二是“主张公开提出反毛泽东之口号,并决定去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注: 黄公略原名黄汉魂,字家杞。湖南湘乡人。1916年到湘军当兵。1926年年底考入黄埔军校高级班深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诸同志”;i是决定成立新的省行委.暂由段良弼负责;四是决定通缉曾山、陈正人、卉柏、李韶几,并决定将红二十军拉过河西永阳镇.以防毛泽东派兵来攻。

正如萧克后来所说的:“为什么发生富田事变,主要原因就是乱打乱杀AB团,引起矛盾激化……甚至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一触即发。”而之所以发生乱打乱杀,与身为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负责人的李韶九刑讯逼供直接关联。不少著述都讲到李的个人品质不好的问题,这固然对富田事变的发生起了一定的催化起用,但李韶九去富田抓捕段良弼等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授权,是由于总前委依据所谓已破获的AB团分子的口供,认定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中存在一批AB团要犯。

此前的1930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朱德等人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让项英先去中央苏区。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和当地两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未去之前由项英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时,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已经胜利结束,摆在项英和中央局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处理富田事变。1月1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决定将事变领导人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至于在他们影响之下,和其欺骗的党员党是号召他们醒悟过来,回到党的领导之下……”。还强调“今后肃清AB团取消派等具体方法,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

当天夜咀,富田村庄的墙上到处刷满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标语?

在富田事变中,刘敌等人采取武力解救被关押人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常之举;事后事变领导人将红二十军带往河西,也是情有可原;随后派人向总前委和中共中央汇报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叛离党的领导,事实上到了河西红二十军仍在坚持斗争。然而,事变领导人在事变发生后采取离间朱德、彭德怀与毛泽东关系之策,尤其是伪造相关信件,虽然意在取得朱、彭等人的同情,但客观上却是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如果彭德怀轻信其言,必将产生比富田事变更严重的后果。事实上,事变领导人采取这一策略,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同情,而且对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定性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项英及刚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对于富田事变的处理,已为研究者所充分肯定。实际上,这个决议对富田事变本身的定性,与此前总前委的看法并无本质的区别。项英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值得肯定的,是将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与一般干部战士加以区别,在对事变领导人处以严厉的组织处分的同时,希望受“其欺骗的党员”醒悟过来,回到党的领导之下,并没有将参加事变者全部看作AB团分子;同时强调以往在肃AB团“执行中发生许多错误”。

次日上午,刘敌等在富田广场召开土兵群众大会,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等口号。

富田事变的悲剧在于,当时不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还是中共赣西南特委,都对AB团问题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又使用逼供信的手段抓AB团,抓到AB团再用逼供信。如此一来,不但证明A B团确实存在,而且必须加紧肃清,于是继续抓AB团,结果形成了肃反扩大化——再肃反——再扩大化的恶性循环。

随着对富田事变前因后果的了解,特别是事变领导人和红二十军到河西之后,不但没有投降敌人,而且还将误捕的易尔士释放回总前委,又派人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继续从事对敌斗争,打土豪分田地,还准备再次攻打吉安。在这种情况下,项英倾向于以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富田事变。2月4日,项英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指出:党内领导的互相摧残是国民党才有的,在共产党内绝没有这种事情,是不容许的。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第十一号《通告》,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进一步缓和,认为“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

下午,刘敌等率领红二十军及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离开富田,赶赴预定地域——河西赣江以西之永阳镇驻扎,脱离了总前委的领导。

【如何定性:项英的努力失败了】

然而,项英用内部问题的方式解决富田事变的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作出了富田事变是“反革命事件”的最终定性,结果使已经扩大化的苏区肃反,非但未能停止下来,反而进一步加剧……

15日,所谓“新的省行委”在永阳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易尔七的严正批评下,承认了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有些“不妥”,但仍认为毛泽东要对李韶儿的错误负主要责任,建议巾央撤销其总前委书记职务.会议还认为李韶儿麻开除党籍和撤职查办,曾山、陈正人应撤职。这次会议还决定派段良弼去上海找党中央,派丛允中随易尔十先到总前委报告事变经过,要求总前委撤销毛泽东书记职务,然后再去上海,与段良弼会合,i人共同请求中央解决事变问题。

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1931年4月后,以反AB团为主要内容的肃反扩大化进一步严重,而所谓AB团分子几乎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1932年5月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在谈到肃反工作时说:“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每一犯人,至少要用刑一次……总之,犯人不招供,审判的方法,就是用刑来对付。不招供,不停刑。”

20日,“新的省行委”写了《致彭德怀转朱德、黄公略、滕代远的信》,弗决定由丛允中送达。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口里喊的革命,骨子是个内奸。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用这样的方式去打AB团,自然使许多人屈打成招,而一旦承认自己是AB团分子,又必须把他所在同一级单位的“反革命组织完全招出……等机关内AB团组织完全供出,如供不出,则续刑追”。如此一来,“犯人不在各机关捉熟人诬供,没有熟人的,则看见过某机关袖章上人名的,即据以招供”,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或把袖章上的名字涂去,或者将袖章放在袋子里面。在让所谓AB团犯人招供时,一定要提供一定数量的AB团同犯名单,如果招得太少,即认为不忠实,“甚至有开一名单向犯人提问的,有用暗示的方法,要犯人招供的”,凡被两个人供出为AB团,“不论事实是否符合,更不耐心去另找旁证证明招出的口供忠实与否,即将被供人拘来”。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此次反“围剿”从1931年7月至9月历时3个月)最激烈的时候,肃AB团“天天在行动中,而拘捕之人犯,又多无时间来审讯,于是把拘捕的人犯或被AB团供有组织的机关内工作人员站队点名,询问,如承认加入AB团的,即允许自首自新,不承认的即认为是AB团坚决分子处以死刑”。处决所谓AB团分子多在夜间进行,“如省保卫处曾于一夜处决六十个保卫队,兴国一夜处决三四十个”,“间有残酷办法,剖腹剜心”。

丛允中,江苏省人。1925年入党。1930年10月任江西省行委委员、常委兼组织部长。此人平日喜欢练字、摹仿“毛体”,其“毛体”字达到乱真程度。

此前的1930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朱德等人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让项英先去中央苏区。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和当地两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未去之前由项英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时,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已经胜利结束,摆在项英和中央局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处理富田事变。1月1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决定将事变领导人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至于在他们影响之下,和其欺骗的党员党是号召他们醒悟过来,回到党的领导之下……”。还强调“今后肃清AB团取消派等具体方法,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

这一段时间,打杀AB团极其草率,“对消极怠工分子,不采取教育的方式,提高他的积极性,不考察他消极的来源,一律认为这些分子都是AB团,有计划地来捣鬼,如夜间说梦话,不挑禾草,不去开会,因家中有困难,不愿意出席全苏会等认为是AB团”而被扣,以至于一时间出现了人人自危的局面。由于许多机关团体的干部被当作AB团分子被肃掉,需要相应补充人员,但对于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原因是到了一个新单位,便有被供为AB团分子的可能。“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所以彼时的党团员如果没有上级来人参加,都不敢开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丛允中接受任务后,义私自用“毛体”写了一封《毛泽东给古柏的信》藏在身上。没想到他走到中途遭到阻隔。于是,丛允中将信交给了一个叫谢鹏飞的人。谢鹏飞将两封信亲手交给了红j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

项英及刚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对于富田事变的处理,已为研究者所充分肯定。实际上,这个决议对富田事变本身的定性,与此前总前委的看法并无本质的区别。项英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值得肯定的,是将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与一般干部战士加以区别,在对事变领导人处以严厉的组织处分的同时,希望受“其欺骗的党员”醒悟过来,回到党的领导之下,并没有将参加事变者全部看作AB团分子;同时强调以往在肃AB团“执行中发生许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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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接到信,一看那与众不同的“毛体”字,大为震惊。

随着对富田事变前因后果的了解,特别是事变领导人和红二十军到河西之后,不但没有投降敌人,而且还将误捕的易尔士释放回总前委,又派人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继续从事对敌斗争,打土豪分田地,还准备再次攻打吉安。在这种情况下,项英倾向于以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富田事变。2月4日,项英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指出:党内领导的互相摧残是国民党才有的,在共产党内绝没有这种事情,是不容许的。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第十一号《通告》,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进一步缓和,认为“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

1931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检讨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会议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这个文件虽然也肯定“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给AB团一个致命的打击,破获了AB团的重要组织,巩固了苏维埃的政权”,但整个决议案的核心内容,是指出反AB团斗争的简单化和扩大化错误。

而那封《致彭德怀转朱德、黄公略、滕代远的信》,则要朱、彭等“得此信后,须火速有一个整个的布置,把毛周指毛泽东、周以栗及其走狗一齐扣留”。

然而,项英用内部问题的方式解决富田事变的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作出了富田事变是“反革命事件”的最终定性,结果使已经扩大化的苏区肃反,非但未能停止下来,反而进一步加剧……

1932年1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认为李韶九“在肃反工作中所做的严重错误,一般的是在党当时错误的领导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独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在这之后,中央苏区肃AB团的工作逐渐进入“停顿状态”。一部分所谓AB团分子被允许自首,属于工农出身者自新自首后可以不杀,区乡政府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捕人杀人。 “此后,虽然还打AB团,也杀了一些着名人物,但没有1930年到1931年那样大规模地乱打乱杀了。因为,当时各级领导知道中央及周恩来同志对中央苏区肃反‘简单化’、‘扩大化’作了严厉批评,同时建立了司法机关,对于犯人,逮捕、审讯和处决,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了”。(《萧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之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土地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肃反出现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1980年,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开始打A 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这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依笔者的理解,这里所说的“没有经验”,除了没有肃反的经验外,恐怕亦包括对于如何搞革命、如何分清敌我友没有经验。

彭德怀大惑不解。他问周高潮这信是谁送来的,周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彭德怀要周把送信人找来,周H{去半天没找到。翌日晨,彭德怀召开紧急会议。他认为,《毛泽东给古柏的信》肯定是伪造的。参会者仔细看那封信,发觉信末写着“l∽2”,毛泽东从无这样的写作习惯。滕代远等人惊呼:“好危险呵!这是一个大阴谋!”

1931年4月后,以反AB团为主要内容的肃反扩大化进一步严重,而所谓AB团分子几乎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1932年5月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在谈到肃反工作时说:“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每一犯人,至少要用刑一次……总之,犯人不招供,审判的方法,就是用刑来对付。不招供,不停刑。”

苏区肃反扩大化,还与当时盛行越“左”越革命的潮流有关。大革命失败后,因全党对于右倾错误给革命和党自身造成的危害有切肤之痛,对于国民党右派利用共产党的退让对革命者大开杀戒产生了强烈的阶级复仇情绪,因此,全党在克服右倾错误之后未能预防左倾错误的产生,而是认为“左”才是真正的革命,并且越“左”革命越坚决彻底。在许多地方,革命暴动之时,均曾提出“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口号,而对土豪劣绅又没有具体的评价标准,误杀甚至乱杀也就难免发生了。对于AB团,不论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还是赣西南特委,无一不认为它是江西最反动的势力,自然要彻底肃清。所以,当时在要不要肃AB以及在AB团遍及于赣西南各地的认识上,各方并没有不同之处。

当时,毛泽东的总前委在宁都的黄陂,与i军团相距六七十里。彭德怀当即代表三军团起草一简短宣言.连同丛允中送来的两封信.派人急送毛泽东。并表示:“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用这样的方式去打AB团,自然使许多人屈打成招,而一旦承认自己是AB团分子,又必须把他所在同一级单位的“反革命组织完全招出……等机关内AB团组织完全供出,如供不出,则续刑追”。如此一来,“犯人不在各机关捉熟人诬供,没有熟人的,则看见过某机关袖章上人名的,即据以招供”,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或把袖章上的名字涂去,或者将袖章放在袋子里面。在让所谓AB团犯人招供时,一定要提供一定数量的AB团同犯名单,如果招得太少,即认为不忠实,“甚至有开一名单向犯人提问的,有用暗示的方法,要犯人招供的”,凡被两个人供出为AB团,“不论事实是否符合,更不耐心去另找旁证证明招出的口供忠实与否,即将被供人拘来”。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此次反“围剿”从1931年7月至9月历时3个月)最激烈的时候,肃AB团“天天在行动中,而拘捕之人犯,又多无时间来审讯,于是把拘捕的人犯或被AB团供有组织的机关内工作人员站队点名,询问,如承认加入AB团的,即允许自首自新,不承认的即认为是AB团坚决分子处以死刑”。处决所谓AB团分子多在夜间进行,“如省保卫处曾于一夜处决六十个保卫队,兴国一夜处决三四十个”,“间有残酷办法,剖腹剜心”。

毛泽东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中,似乎还有一点:谁是我们自己人。肃反扩大化就是没有搞清楚敌我,把大量自己的同志误当作敌人处置。为什么连谁是自己人都没有分辨清楚,一方面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环境的确紧张”。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在指导思想上将革命的敌人设想得过于强大和过于无孔不入,并且将本不应当作主要敌人看待的可争取力量,也视为敌对力量,进而认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如此一来,肃反岂有不扩大化之理?

为了消除“富田事变”对部队的影响,12月17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在宁都县黄陂发表联合宣言。《宣言》说:“我们敢说毛泽东同志是没有错误的,尤其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扩大的路线相符合”。并严正声明:“朱德、德怀、公略对于同志之去就,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没有私人拥护与不拥护之别。一切革命的同志,请在革命的战线上相见。”

这一段时间,打杀AB团极其草率,“对消极怠工分子,不采取教育的方式,提高他的积极性,不考察他消极的来源,一律认为这些分子都是AB团,有计划地来捣鬼,如夜间说梦话,不挑禾草,不去开会,因家中有困难,不愿意出席全苏会等认为是AB团”而被扣,以至于一时间出现了人人自危的局面。由于许多机关团体的干部被当作AB团分子被肃掉,需要相应补充人员,但对于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原因是到了一个新单位,便有被供为AB团分子的可能。“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所以彼时的党团员如果没有上级来人参加,都不敢开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接着,朱、彭、黄3人又联合给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发出一封公开信,指出:“目前决战在即,凡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注: 布尔什维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俄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志,应站在共产党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号召“富田事变”的官兵要“辨明真伪,分别是非,毅然决然肃清叛逆一致来归,参加决战”。

1931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检讨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会议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这个文件虽然也肯定“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给AB团一个致命的打击,破获了AB团的重要组织,巩固了苏维埃的政权”,但整个决议案的核心内容,是指出反AB团斗争的简单化和扩大化错误。

毛泽东把精力放在第一次反“围剿”。待逐步了解到肃反实情时。毛泽东为之震惊

1932年1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认为李韶九“在肃反工作中所做的严重错误,一般的是在党当时错误的领导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独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在这之后,中央苏区肃AB团的工作逐渐进入“停顿状态”。一部分所谓AB团分子被允许自首,属于工农出身者自新自首后可以不杀,区乡政府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捕人杀人。 “此后,虽然还打AB团,也杀了一些著名人物,但没有1930年到1931年那样大规模地乱打乱杀了。因为,当时各级领导知道中央及周恩来同志对中央苏区肃反‘简单化’、‘扩大化’作了严厉批评,同时建立了司法机关,对于犯人,逮捕、审讯和处决,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了”。(《萧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之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土地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肃反出现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1980年,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开始打A 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这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依笔者的理解,这里所说的“没有经验”,除了没有肃反的经验外,恐怕亦包括对于如何搞革命、如何分清敌我友没有经验。

此时的毛泽东,正全神贯注于步步逼近的国民党“围剿”大军,并按照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战略决策,率领红军主力从樟树、峡江等地东渡赣江,向苏区腹地步步退却。12月14日,毛泽东签发了《将部队移往平田安福砍柴冈》的红字第七号命令。22日,毛泽东在宁都黄陂拟定《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印发全军。

苏区肃反扩大化,还与当时盛行越“左”越革命的潮流有关。大革命失败后,因全党对于右倾错误给革命和党自身造成的危害有切肤之痛,对于国民党右派利用共产党的退让对革命者大开杀戒产生了强烈的阶级复仇情绪,因此,全党在克服右倾错误之后未能预防左倾错误的产生,而是认为“左”才是真正的革命,并且越“左”革命越坚决彻底。在许多地方,革命暴动之时,均曾提出“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口号,而对土豪劣绅又没有具体的评价标准,误杀甚至乱杀也就难免发生了。对于AB团,不论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还是赣西南特委,无一不认为它是江西最反动的势力,自然要彻底肃清。所以,当时在要不要肃AB以及在AB团遍及于赣西南各地的认识上,各方并没有不同之处。

那天,毛泽东派去协助肃反的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忽然满身泥土出现在眼前,这使毛泽东大吃一惊。彭儒后来回忆:“古ffj同志到黄陂之后,把富田事变的问题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后来,毛泽东同志派陈毅同志去处理富田事变的问题。”

毛泽东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中,似乎还有一点:谁是我们自己人。肃反扩大化就是没有搞清楚敌我,把大量自己的同志误当作敌人处置。为什么连谁是自己人都没有分辨清楚,一方面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环境的确紧张”。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在指导思想上将革命的敌人设想得过于强大和过于无孔不入,并且将本不应当作主要敌人看待的可争取力量,也视为敌对力量,进而认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如此一来,肃反岂有不扩大化之理?

毛泽东没有料到,派李韶九领导赣西南苏区肃反,惹出了这么多是非,竞制造了红军内部这么大的混乱!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

12月16日,“嗣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向根据地发起猛烈的进攻。19日,敌攻占东固。

敌人进攻的炮声已侧耳可闻。这时,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等寄来的信。毛泽东赞赏彭德怀等人维护大局、光明磊落的行为。

他同时认为,在这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任何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以及对抗、叛乱行为都是对革命的犯罪,必须予以坚决反对。为统一思想,总前委召开紧急会议。12月2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表《答辩信》。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杨岳彬、滕代远、谭震林共同签发了六言体布告。

总前委的答辩信连同六言体布告,在苏区范围内广为印发、张帖。这在当时对于稳定军心统一对敌,起了很大的作用。

12月24日,国民党“嗣剿”部队的包围圈已缩小到南龙、源头、洛口、头陂、兴国一线。毛泽东、朱德等经过认真分析后,调集兵力在宁都小布布下罗网,于12月30日开战反击,接连取得龙冈战斗、东韶战斗的全胜,5天时间,共毙俘敌军1.5万人,缴获武器1.2万件,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时,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有了时间,要对前段时间的肃反丁作理出个头绪来。

当毛泽东了解到李韶九滥用酷刑,在肃反中搞“逼供信”,错杀了许多革命同志时,十分气愤。毛泽东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谭震林回忆说:“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

1931年1月1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的《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指出:“对于今后肃清AB团取消派等具体方法,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尤其防止一般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的发生,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

接着,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开始对参加“富田事变”部队官兵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要求他们消除顾虑,回到河东,统一于总前委的领导之下。

被关押的李文林也被放出来,派伟万泰河东区委搞肃反工作。李韶九所犯罪过不可饶恕。1932年2月底,李韶九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不久被处决!

对于江西苏区前段肃反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毛泽东深知自己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10多年之后的1945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谈到“整风、审干、锄奸”问题时,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么一番话:“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部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但是,在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

萧克回忆说:“后来毛泽东同志得出一个经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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