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想像,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
分类:古代历史


时间:2007-3-10 10:34:23 来源:不详

孙中山的名字是和中华民国紧紧关联在一起的。他既是民国的艰辛缔造者,又是民国的忠诚捍卫者。孙中山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历史感召力,因此使不少学者潜心于对他的研究,成为民国时期学者以至政治家所关注的热门课题。

由民族主义的力量或明或暗地主持着”,因此,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主导力量”。[1]倘若我们就近代中国外受西方列强欺凌侵逼,内遭满清王朝专制压迫的历史情状而言,的确,从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开始,一直到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无一不蕴含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因素,尤其是20世纪最初十年间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而来的反满革命风潮,其民族主义色彩似乎更加鲜明浓厚。当然,尽管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压迫的斗争一概统一到“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还有可商榷之处,但民族主义思想的确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本文拟就辛亥革命时期两位最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人物孙中山与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一粗浅的比较,不妥之处,敬祈前辈师友教正。

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孙中山研究,一直存在着把孙中山教条化、符号化,甚至神化的倾向。以对青年孙中山的研究为例,研究者多追随他自己的说法,以成年孙中山的形象,来投影其青年时代,而对于他的言行中显露出的青年时期特有的行为、心理特征,则多所忽视,甚至极力将之掩盖、神化。于是,在众多史家笔下,青年孙中山都呈现为大义凛然、目标明确、志向坚决的革命家形象。这种脸谱化而又不无漏洞的形象,在事实和逻辑层面上既存在先天不足,(注:比如,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这一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青年孙中山到底是革命家还是改革家?这些问题尚待解决。2001年2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在《近代中国》杂志第141期发表长文《革反与革进并行:论孙中山先生早年改造思想之形成(1885-1895)》,试图依据孙中山日后的说法,对青年孙中山思想中的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成分加以调和:“从孙中山一生的事业以观,革命二字实包括革反与革进两方面。兹引孙中山对刘成禺的谈话一段,作为本文论证的直接依据:‘……今人多谓革命二字,只能代表革反,而不能代表革进,此大误也。革命本中国语,不能以西语解释。革命始于汤武,传曰:汤武革命,反之也,直言之,即造反。天命所归,故革之。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谓革去旧染之污,而自新易旧,命为新命,凡不合应天顺人之事,皆宜革而去之,是合革反与革进两意。”但是,这种论证存在逻辑漏洞。孙中山这一观点是到后来才明确的,他在1895年前后是否已有此种成熟思想,尚为可疑。)又逢时势潮流的巨变,连不少职业历史学家都对它感到索然无味。在普通大众,尤其是日渐讲求独立、求新精神的青年一代当中,更难产生多少吸引力。新近一些研究虽有所变化,但基本格局仍未改变。(注:例如,在《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年)——〈孙中山年谱长编〉编辑札记》(《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文集》第4集,1986年)一文中,桑兵避开孙中山从1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通过民国时期孙中山研究的系统回顾,对加深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史的了解,以及使今日研究者从该时期研究中的经验教训里取得借鉴,都是十分有益的。

“民族主义”一词,据说最先在15世纪出现于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字典》以后,即开始被人们广泛使用。[2]但人们对“民族主义”一词的界定和诠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源于对“民族”和“国家”定义的不同理解。例如,关于“民族”一词,以往通行的解释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3]其意义在于说明,由于人们长期居住和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域之内,没有被天然的地理屏障如浩瀚的海洋或绵亘的高山所分隔,因此,共同的生活产生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才能发展,共同的文化以及反映在这种文化上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才会形成。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并“清楚地说明了‘民族’是以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传统文化和心理素质为特征的”。[4]但也有不足,因为正如上述所言,民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组合方式”,[4]这种“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组合方式”必然要与国家的产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国家普遍形成之后,任何民族都必然会归属于某个或某些个具体的国家,并在与其他民族混合交融的过程中共同生活于一个具体的国度。民族组成了国家,而民族国家则包容了它所管辖范围内的单个或多个民族。世界上既有由单一民族形成的国家,如日本等,又有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如中国、美国、印度、俄国等,而后者显然占多数。“近百十年来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印度民族、俄罗斯民族等,乃是指以国家为单位、包括多个构成民族的‘大民族’或民族共同体”。[2]近代以后,多民族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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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的基本状况

因此,以往通行的解释只注意到“民族”的人类学定义,却“忽略了‘民族’在政治学上的涵义”。[4]而且,“更重要的是,上述定义无法把‘民族’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民族主义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指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政治诉求。就其起源而言,完全是现代历史的产物。”[4]

对一代伟人孙中山的研究,民国建立之前就已启动,它的起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清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孙中山研究著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民族”特征的存在及其内在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涵义,“人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即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的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即使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语言等特征都已发生变化,但民族自我意识仍然明显存在,成为维系民族的重要因素。”[4]本文所讨论的“民族主义”指的正是这种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奉献,其最终诉求是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国家。

早在1903年出版的荡虏丛书之一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注:此书1906年易名为《孙文历史》,由国民书局出版。),开孙中山研究之先河。这本书,是黄中黄从日人白浪庵滔天所著《三十三之梦》一书中(注:此书又译名《三十三年落花梦》,由金一译,上海国学社1903年出版。日文本由日本国光书房远藤荣治印行。),摘录有关孙中山革命事迹之内容译编而成的60页小册子。书中简要介绍孙中山投身革命至惠州起义的历史,指出“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注:《〈大革命家孙逸仙〉自序》,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0页。)它出版后,不胫而走,广为传诵,使国内不少人读后有了清楚的认识,“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注:吴相湘:《“伦敦蒙难”真相必须澄清》,载姚渔湘等:《研究孙中山的史料》,台北文星出版社1965年版,第224页。),于是推崇、归心孙中山者日众,“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3页。)从而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发动和传播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产生过颇大的积极影响。有一学者为文,甚至认为该书的“刊行,终于完成了建立民国之大业。”(注:吴相湘:《“伦敦蒙难”真相必须澄清》,载姚渔湘等:《研究孙中山的史料》,第235页。)这一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该书有着巨大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当时,此书一出即被清政府查禁,与同年出版的邹容的《革命军》一起列为禁书。

基于上述这种理念,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时代风云剧烈变幻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意识的唤起,既包含了某些由来已久的、以汉民族为主体反对满清王朝“异族”统治的传统族类意识的复萌,更表现为先进的中国人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独立、民主和富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和振兴中华为核心的近代民族精神的自我体认。这种全民族精神的自我体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意识,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灵魂。

武昌起义成功,民国创建,为孙中山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孙中山的生平、思想和革命实践,从各个方面被加以研究和探讨。据不完全统计,在1912-1949年的38年民国史中,出版的孙中山研究著作和资料图书共1780余种,其中孙中山的著作(包括全集、文集、选集等)有242种,阐释孙中山著作的书籍有287种,研究专著(包括生平、事业及经济、政治、哲学、社会、军事、法律、文教等思想)1150余种,传记、简史72种,年谱15种,墨迹、画册12种,还有文学作品3种。此外,在报刊发表的论文、文章860多篇(注:此项统计,系根据《孙中山研究总目》(团结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孙中山著作及研究书目资料索引》(中山大学图书馆等1979年编印)。凡一书数版者,均不重复计算。)。

因此,与整个晚清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社会历史条件相一致,众多仁人志士在进行艰难地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过程中,其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同样经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也即“就严格意义而言,民族意识应有‘传统的’和‘近代的’之分——前者基于共同的地域、血缘和文化所维系的纽结,表现出一种源远流长、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意识,或可称之为族类意识;后者则因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以及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刺激,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以争取民族独立富强、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振兴中华为核心的近代民族精神”。[5]

当时的孙中山研究,大体可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16年为初始阶段,后段22年为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互有异同,先后相继。

辛亥革命时期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与民族危机的激化,为长期潜存在人们头脑中的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族类意识的复苏提供了适当的场所和条件。在此之前,先是洋务自强新政的破产、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及战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严酷事实,给晚清中国造成了空前的民族灾难,也增加了人们对清王朝统治能力的怀疑和失望。紧接着数年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力陈变法之不可缓”,[6]光绪帝“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6]虽一度给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线振兴的希望,但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对变法运动的仇视和血腥扼杀,终由清王朝统治者自己断送了这一可能的转机。随着变法改革惨遭腰斩,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被无情镇压,加之自立军起义、拒俄运动等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强烈催发了人们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反感情绪。一个汹涌澎湃的反满革命风潮因此铺天盖地而来,民族主义思想也呈现出传统与近代相互交织的时代特征。

在初期阶段,通过1912年民国建立,特别是1925年孙中山逝世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促使孙中山研究和出版有了较快发展,初步形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在此期间,所出版的一批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及有关孙中山的各种文集、资料之类的书籍,如高尔柏、高尔松的《孙中山先生与中国》(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出版)、陈安仁的《三民主义的连环作用》(中国国民党西澳普扶分部1922年出版)、甘乃光的《职文主义发凡》(国民书局1925年出版)、范体仁的《中山先生之生与死》(上海光明书局1927年出版)和伍达光的《孙中山先生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1925年出版),以及多种版本的孙中山传记等等,都是一些孙中山本人的著作和有关孙中山的小册子,整体研究呈现粗线条、轮廓式的特色。书中论述比较简单,多为节录报刊摘编而成,往往流于资料罗列,比较粗疏浅薄,并且基本上还是从政治上纪念和评价孙中山,属于介绍性的通俗简易读物,仅有个别著作渐有学术性。也有少量由于作者政见不同,出现党同伐异,甚至歪曲历史,如《孙文小史》(1913年环筒页版)和《孙逸仙及国民党之来历》(新中国社1938年出版)的字里行间充满对孙中山的攻讦和诋伤,明显地带有敌意和偏见。尽管如此,但这阶段的工作却具有开拓的性质,为以后的继续深入研究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

在20世纪初年这股巨大的反满革命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他把“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引伸扩大到“异族”满清王朝身上,引经据典阐发汉民族正统观念,宣传反满思想。其言辞之激烈,鼓动性之强,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到第二阶段,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此后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国父活动的推动,孙中山研究走上快速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中,主要显示出三个特点:其一,除有更多的个人写书外,一些机关团体和官员也加入这一行列,从民修书发展到官修书。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41年编写了《孙中山先生年谱》,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于1941年编写了《三民主义问题》等。这些官修著作编写内容一般,质量不如民修著作。此外,还先后创办一些有关孙中山的学术刊物,如孙科于1934年创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用很厚篇幅刊登研究孙中山的文章;陈布雷于1940年创办《三民主义半月刊》(1942-1948年间由杨玉清接任主编),刊载李宗黄、邓慕韩、冯自由、邹鲁、戴季陶、梁寒操、张其昀、张继、钱穆、朱学范、钱端升、贺麟、谭平山等人许多论文,其中有不少是与孙中山研究相关的论著,都直接、间接地对孙中山进行了研究。其二,在征集、整理和出版孙中山著述的文献资料方面,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在先后出版的近200种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孙中山全集、文集和选集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吴拯寰的《孙中山全集》四册(三民公司1929年出版)、胡汉民的《总理全集》五册(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出版)和黄季陆的《总理全集》三卷(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出版)等。这一工作为研究孙中山思想和革命活动提供了依据,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其三,研究领域的明显拓展,各种形式的孙中山研究著作纷纷印行,较前一阶段有大幅度的增长,并陆续呈现出若干较有分量、具有学术价值的巨幅专著。诸如罗香林的《国父之大学时代》(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出版)、陈安仁的《孙先生之思想及其主义》(广州中山大学1927年出版)、许师慎编著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正中书局1947年出版)和美国人林百克(Paul Linebarger)著、徐植仁译的《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出版)等书,均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当时以至今日历史学者所重视。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孙中山研究已有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课题研究体系。后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哀败,孙中山的研究和出版日趋于寥落。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影响一个世代人群的政治、社会价值最重要的经验和记忆,常发生在这时代个人的青少年时期”,[7]尤其是具有“集体记忆”及逻辑思维训练功用的历史经验和记忆更是如此。章太炎较早接受传统民族意识的启蒙,幼年时从其外祖父朱有虔受业读经,“以明、清遗事及王而农着述大旨相晓”,[8]讲述“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道理。那些所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9]的启蒙教育,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再加上章太炎出身于正统封建士大夫家庭,其祖父辈在临终时都留下遗言,不以清朝章服入敛。[10]这种具有正统大汉族观念的家庭对章太炎影响也很深。故他青年时即“愤疾东胡,绝意考试”,[11]入杭州诂经精舍潜心研究古文国粹而无意仕途。

在民国时期为数达千余种的众多论著中,参差不齐,其中写得比较认真,内容较为充实,具有较多参考价值者,简述若干种如次:

1895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等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主张“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维新救国思潮勃兴。怀有炽热爱国激情的章太炎也开始走出书斋,参加维新运动。但不久,他因与康梁门徒学派不同,且“认为不去满州,则改政变法为虚语”,[10]遂返回杭州创办《经世报》,并成立当时国内较早具有反清色彩的政治性组织——“兴浙会”,宣传其救国主张。从《兴浙会序》及其章程的内容来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着力发掘历史传统,表彰为明王朝的开基和守业立下勋劳的刘伯温、于谦和王守成,推崇明末清初矢志反清复明的黄宗羲和张煌言,并揭露满清军队入关南下的种种罪行。这种以阐扬历史传统抒发反满情绪的做法,虽然还比较隐晦曲折,但却大体规定了此后章太炎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

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是较好的著作之一。全书把孙中山历史分为10个部分,共34节。作者曾追随孙中山左右多年,他为撰写该书还和孙中山在上海等地“同居一室”,共同“费了许多日子搜集资料”(注:[美]林百克:《〈孙逸仙传记〉序》,载《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2-3页。)。由于得到孙中山及其家属和其他革命党人的帮助,使用大量的口碑资料,引述许多“中山先生口述的童年时代的故事和所经过的重大政治事件”(注:[美]林百克:《〈孙逸仙传记〉序》,载《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2-3页。),尤其是对孙中山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叙述颇详,很有价值;并且文字生动,描写细腻,引人入胜。特别是对孙中山联俄、容共一事,议论亦尚平允。所以,该书1926年出版后曾不断再版。它的最大缺点是,在分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时,往往荒谬地归之于宗教神学的启示,力图把孙中山塑造成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充满唯心史观。

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后,章太炎的反满主张开始公开化,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并自认“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10]综观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反满言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罗香林著的《国父之大学时代》,以博引繁征,资料搜罗丰富取胜。书中使用了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许多原始资料,如西医书院学生注册簿、学生成绩簿,同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妇产学、外科学、医学等门考试成绩单与第一学年各科分数表,以及当时香港《德臣西报》、《南华邮报》等的报道,并经过认真地排比、考证。它写得相当扎实,对研究孙中山的早期活动、医术和反清革命思想,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但该书在某些史事的叙述上,如对孙中山的学位说法不一等,不够缜密;某些问题如对孙中山入香港西医书院的时间及修业年限等,论证失当;并存在有像当时其他孙中山著作一样的无限拔高孙中山思想的通病。

第一,主张研治经学的目的在于辨别汉、满种族之异同,并由此论证反满革命的必要性。

高良佐所著《孙中山先生传》,注重整体,叙事比较确切扼要,剪裁适当,条理明晰。作者不专宥于局部的材料,广事搜集中外大量的资料,并经过认真考订,在完成孙中山世系、兴中会等专题研究后成书,基础较为深厚。不足之处是,引用资料多未加标注,难以稽考;下限写至1912年,未能续完全书。

章太炎在学术上属古文经学派,推崇明末清初古文经学大师顾炎武。他说:“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10]认为研治经学的目的在于辨别汉、虏种族的异同,由此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并借用国粹来培植民族感情,推动反满思潮的高涨。

胡去非编的《总理事略》(南京中央文化教育馆1937年出版)和许师慎编著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也写得比较严谨。作者长期致力于史事的考订,用力颇勤。它们的特点,都是以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有志竟成》一书为纲,以史事为纬编织成书。这两本书,是民国时期我国史学者写孙中山传时共同奉行的注经式传记写法的代表作。

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因“苏报案”身陷囹圄而奠定其反满英雄的地位。但我们也可看出,章太炎在文中所论证的主导思想,是以历史民族为线索,阐扬“夷夏大防”的春秋大义来激发人们的反满意识。例如,他花费大量笔墨论证满族是“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12]认为历史上骆越、闽、广、五胡、代北等少数民族“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而满洲“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缨珞,非弃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12]反而陵制于汉人之上,这是汉人的奇耻大辱。他还引用白起坑赵、项羽坑秦的历史典故,说明“秦、赵、白、项本非殊种,……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而满洲异种入主中原,则“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因此,“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12]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当时,延安和大后方的一些认真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为当时种种客观条件和不良环境的限制,还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各个角度对孙中山进行专题研究,并作出了一定成绩。如胡绳的《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香港海洋书屋1948年出版)、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新中出版社1940年出版)和侯外庐的《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长风书屋1946年出版)等书,都曾程度不等的对后来(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孙中山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篇幅仅72页的小书《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着眼于中国革命的整体,把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放在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分析考察。指出其一生各个阶段的特点及其中所包含着的弱点,写出了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新旧转变阶段不断奋斗前进的可贵精神。该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写作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最初尝试,属于开创性成果,曾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孙中山研究起了启发作用。

由于章太炎致力于从历史典故中寻觅民族意识,以国粹主义培植民族主义,所以他很强调人们要学习历史,“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在他看来,“经籍之应入史类而尤为重要者,厥推《春秋》。《春秋》三传虽异而内诸夏外夷狄则一。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13]他还认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14]在这些言论中,虽然章太炎正确地揭示了历史文化传统的保存对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引导人们学习历史,以培养民族感情,激发民族意识,推动反满革命的高涨,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因袭旧传统、由“春秋”大义培植出来的反满思想将不可避免地包含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的消极因素。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二,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种族偏见的眼光来衡量事物的是非。

综观民国时期孙中山研究者的著述,数量不可谓不多,但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及学术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亦可谓不少。主要表现在下述诸方面:

章太炎切齿痛恨满清政府的腐败与专制,但没能从其腐朽制度的本质上去认识,而是把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一切祸害和弊病简单地归结为满族人的不良统治。例如,他曾说:“清之失道,在乎偏任皇族,贿赂公行,本不以法制不善失之。旧制或有拘牵琐碎,纲纪犹自肃然。”[10]由于带着种族偏见的眼光去观察事物,判断是非,许多东西在章太炎的眼里也就失真变形了。他说:“满人贪冒,本十倍于汉人,如彼康熙、乾隆二朝,名为法令修明之世,而黩货者犹遍于朝列。汉、唐、宋、明盛时,有此秽乱事耶?……宋、明季世,乱政滋章,亦有一二权奸侵牟于上,而朝士与封疆之吏,犹有清德可称者,岂其法令善哉?正由贪窦未开,人犹知耻耳!独此满洲政府,自边外马贼组织成立,摸金成丘,是其天性,余波所衍,安得不至是乎?”[15]因此,他认为:“满洲之乱政,非自其法令成,自其天性与习惯成”,[15]结论是“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10]一句话,只要是满人“异族”当政,就要倡言排满、逐满,中原大地只能由汉人统治。“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16]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为窃夺革命果实,与南方革命派发生定都地点之争时,章太炎积极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袁是汉人,革命派屈从其意,无所谓“投降”,“若知同一汉族,本无降顺之名,又安用诡辩为?!”[17]事实证明,章太炎的这种态度对辛亥革命时期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时局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首先,由于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指导,把孙中山神化为至高无上的偶像,似乎孙中山的伟大气质和革命思想与生俱来,且一直没有发展变化。

第三,主张以“光复”代替“革命”,对反满革命的目标认识不清。

在一些学者、特别是官方或带有官方色彩的研究者的论著中,几乎都把孙中山个人作为中心,充满英雄史观和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气息,不能从孙中山活动中看到历史的要求,看到一个时代,体察不出时代跳动的脉搏,缺乏历史感和时代感。造成了孙中山的活动与时代脱节,同政党、群众分离,其思想发展也毫无规律可寻。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反满是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但反满对于那些主张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救国的人们来说,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例如邹容所着的《革命军》,虽也充溢着强烈的仇满情绪,但其要点在于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在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之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章太炎为《革命军》作序,却强调:“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12]

民国政府成立之后,一些学者出于辛亥后政潮迭起、派系纷争的变化,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意抬高孙中山的地位,于是不顾历史真相给以许多溢美、拔高之词。如把孙中山描述为从小就是一个具有伟人气质的神童,指出孙中山“幼时,体欣貌端,气度温和,有若书生。而魁梧英武,使人见之生畏。”(注:胡去非:《孙中山先生传》,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2页。)认为:孙中山“先生之生也,体欣貌端,绝似杨太夫人;气度温和崇厚,对人慈悦若亲,勇于作事,无不良嗜好,又极类道川公。”因此,他“貌像娘,贵极品;性如爷,位极顶”,是位天生的伟人(注:胡去非:《总理事略》,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丛书1937年版,第3页。)。并明确指出:孙中山“幼时所为,多令父老咋舌,盖具革命性早已显露矣。”(注:甘乃光:《孙文主义发凡》,国民书局1925年版,第45页。)还有从翠亨村周围的地理环境和“风水”,来解释孙中山这一历史伟大人物的所以能够产生等,刻意把孙中山神化起来,树为偶像。无怪乎多年之后还有人为文慨叹地说:在国民党统治下,对于孙中山那“多姿多彩的一生都不甚了了。我们所知道的多只是止于宣传的一些神化,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读到一本生动的完整的而百读不厌的”孙中山传记著作(注:台湾传记文学社:《扩大研究国父生平运动》,《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五期。)。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军政府宣言》中宣称:“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18]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已阐述得非常明确。而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工作的章太炎却大力宣传“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12]章太炎如此强调“光复”的含义,正如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总之不离吕之旧域”[13]一样,表明了他对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实质的模糊认识。

孙中山确是开创了新的历史时代的一代伟人,但他也和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都是现实社会和时代的产儿。因为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就把他神化,甚至奉为神圣的偶像,加以膜拜讴歌,这和离开历史实际和时代条件,贬低乃至忽视、否认他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对中国人民所作的伟大贡献一样,都是非科学的,也是远离历史实际的表现。史学的生命和力量所在是翔实可靠,远离真实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有价值的。

实际上,章太炎反复强调要以“光复”代替“革命”,主要还是体现了他单纯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对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则不以为然。他说:“余尝谓中国共和,造端与法、美有异。始志专欲驱除满洲,又念时无雄略之士,则未有能削平宇内者。……故逆定共和政体以调剂之,使有功者得更迭处位,非曰共和为政治极轨也。调剂敷衍,所谓以相忍为国,起因既尔,终后即顺其涂经,庶免败绩覆驾之祸。”[10]这就是说,在专志反满这一问题上,章太炎能与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者暂时“调剂敷衍”,“相忍为国”。但“道不同不相为谋”,总目标既然不同,潜在的裂痕就会扩大。后来他跟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反目,重建光复会,造成同盟会的分裂,固然有许多其他因素,但在反满革命的总目标上有所不同,则应是主要原因之一。章太炎自己就说得很明白:“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10]这里的“初无大异”,指的是“反满”,在推翻满清政府统治这一点上,他们可以站在一起,“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则道出了两者分歧的真情。

其次,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掩盖或歪曲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发展,曲解三民主义学说,无限夸大“革命程序论”和“权能区分论”。

当然,我们对章太炎单纯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作如上分析并非对他过于苛求。事实上,章太炎是一位令人尊敬、且有很强历史使命感的伟大人物,他凭借其深厚的国学造诣,写出一篇篇文辞典雅、内容扎实、论证有力的反满文章,在当时的知识界,尤其是旧式士大夫阶级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催发了人们心中长期潜藏的“我同胞虽谨慎服从,而彼终以异族视我”[6]的反满情绪,推动了整个反满革命风潮的高涨。但这种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意识无论如何也很难跳出旧时代的窠臼,其局限性是很显然的。

从国民党“一大”到孙中山逝世,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孙中山革命思想有重大发展,他主张“联俄、容共、扶助农工”,首创国共合作,呕心沥血于国家的统一大业,伟绩烜赫,利国利民。然而,由于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的分裂和对立,以及国民党建立的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苏俄、中共抱敌视态度,使孙中山晚年的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成为了孙中山和国民党党史研究中的一个忌讳的话题,成为“禁区”。在很长时期内,在孙中山研究的大量论著中,对孙中山晚年的辉煌史不仅罕有专门的论著,而且对这段历史或语焉不详,或只字不提,甚至肆意歪曲事实。如提出孙中山认为共产党人“能积极活动,若使之游闲党外,恐有碍于国民党之工作,乃允许而容纳之。”(注:胡去非:《总理事略》,第260页。)又说孙中山因为共产党人“声明服膺国民党的主义,所以很宽大的容纳了他们”(注:蒋星德:《国父的一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40年印,第348-349页。),等等。并且,对于与此有关的资料,如孙中山的宣言、函电等亦极少披露,在颇有分量和影响的胡汉民编的《总理全集》中,连《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样重要的文件都没有收录。

那么,在风起云涌的反满浪潮中,另一种思想倾向,即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特点又是什么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章太炎单纯反满主张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二: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揭橥的政治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并且它在中国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也就很自然地成为研究孙中山的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在民国时期,很多学人纷纷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出版了一大批有关的论著。其中最突出的有:胡汉民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兴学会1935年出版)、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出版)、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上海新生命月刊1928年出版)、叶青的《三民主义与民主政治》(重庆青年出版社1945年出版)、崔书琴的《三民主义新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刘炳藜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重庆中央周刊社1940年出版)和杨幻炯的《三民主义概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出版)等等。这些著述,各人研讨的角度虽有不同,作出的解释和说明也各异,见仁见智,互有分歧,但几乎都把孙中山打扮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继承者,其为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服务的意图则是一致的,因而在中国思想界曾产生过消极的不良影响。学术研究旨在探求真理,为了政治目的而不面对现实,面对真理,所作的解释和说明只能是歪曲和谬误,这是为识者所不取的。

第一,把反满的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革命程序论”,是孙中山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设计的方法和步骤,将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循序以进。“权能区分论”,是孙中山把人类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学、不知不觉三种人,“权”与“能”因人的不同而“区分”,是对待人民群众的偏见。它在理论上的主要错误是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把权与能机械地加以分割(所谓有权无能和有能无权),在人民和政府之间挖掘了一条鸿沟。林桂园的《国父政治思想体系》(重庆现实出版社1945年出版)、何会源的《孙宪精义》(原名《论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央政治制度之设计》,出版年份不详)、黄旭初的《民权主义概要》(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张铁君的《民权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出版)等书,以及相当多的论文中,在此“两论”问题上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的逻辑推理的毛病。它们甚至利用和夸大“两论”中消极因素及理论弊病,为蒋介石强化专制独裁的法西斯政权寻找理论根据,使之能打着“万能政府”的旗帜,将全国人民置于“阿斗”的无权地位,借以剥夺人民应享有的权利。这种研究方法,全在迎合政治形势,论述畸轻畸重,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对孙中山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孙中山出身贫寒,对人民的苦难有着较深刻的了解。其家乡所在的两广地区又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太平天国反清斗争的英雄事迹,曾给少年时代的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这种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在他心中较早埋下了反抗精神的种子。1878年,12岁的孙中山随母亲被哥哥孙眉接到檀香山打工求学,接受了西式教育,也开阔了眼界。随着阅历的增长,孙中山对时局也日益关心,并渐渐萌发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不满。后来,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常与几位要好同学谈论时政,言辞激烈,提出“勿敬朝廷”的主张,被人们视之为“四大寇”。当然,孙中山不是天生的革命家,1894年6月,他还曾满怀希望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四点改革建议,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18]要求清廷能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发展工农业生产,保护工商业,改革教育和选拔人才的制度,以改变中国贫弱的面貌,求得国家的富强和独立。但是,孙中山的爱国热忱遭到李鸿章的冷遇。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接连败北,破灭了他依靠清王朝改革中国的幻想,“于是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旋。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事以强迫”,并“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19]

第三,缺乏深入研究和理论探求。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明确提出斗争宗旨:一“集会众以兴中”;二“振兴中华”;三“伸民志而扶国宗”。[20]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着名口号,不仅激发了当时人们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直至现在还在激励着所有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感。

几乎所有的论著,特别是在孙中山的传记和生平著述中,多属于史事的概述,以传录孙中山的事迹为主,很少涉及当时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没有把孙中山同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体例也几乎是各家一致,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仅摆出一大堆历史现象,流于资料罗列,类如长编记事,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未能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其中,更有不少是国民党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和历史偏见的应景、应时之作,其内容乃至文字颇多雷同,缺少创见和新意。就是在具有较多参考价值的著作中,也由于作者仍不免囿于党派见解,甚至带有某种官方色彩,从而局限了他们的学术成就。还有,绝大多数著作都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已注明者也明显地看出史源不足。所以,它们虽保存和整理了某些方面多少有用的史料,却很难说是科学和严谨的学术著作。

不久,香港兴中会成立,孙中山在章程中公开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加进入会誓词中。从此,孙中山就把他的反满主张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在辛亥革命时期他的反满言论也屡有偏颇之处,但基本方向和奋斗目标则始终未变,这正是其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特色。

回顾民国时期对孙中山的探索和研究,38年间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出版物中,种类最多的还是介绍孙中山事业、思想和活动的各种传记、生平,以及三民主义等类书籍。从学术内容而言,基本上还是处于初阶,较为单薄,并且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它为时人与今人乃至后人提供了某些借鉴和参考。例如在处理现实性与科学性的问题上,就有颇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其二,把反满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这是孙中山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精华。

我们从当时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时代范畴来说,孙中山研究是属于当代革命领袖人物的研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全国统治后,孙中山研究基本上又被纳入国民党党史的范畴,为蒋介石集团宣扬其正统观念服务。不少史书削足适履,掩饰涂改,以致往事面目皆非,背离历史真实。在研究目的上,较多的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在研究内容上,与现实问题密切结合,甚至把历史与现实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更有甚者,为着现实政治的需要,突出现实性,只注意适合需要的材料,不是全面地占有和研究材料,却忽略乃至违背科学性。正由于孙中山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政治性的特点,它在一定程度上为蒋介石集团的巩固起了作用。毫无疑义,学术研究当然要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努力发挥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这一取向是没有问题的,值得肯定的。但如何把现实性与科学性正确的统一起来,从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的现象观察,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很值得从凸显出的经验教训中引以为鉴。

19世纪末的最后五年,国内的社会思潮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特点。当时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王朝,而是寄希望于清王朝自身的改革维新,以举国之力与列强抗衡,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因此,孙中山倡导革命排满,一般还只限于为数不多的海外和国内的一些反清秘密会党,即所谓“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21]但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廷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全国人心一变,“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气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为革命为必要者”,[22]革命排满风潮骤然勃兴。

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研究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方法,它与整个历史学科一起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目前的孙中山研究,已有雄厚的基础与很高的起点,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突破,正在向进一步深化拓展的方面发展。回顾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给予重新审视和思考,对今天的孙中山研究者来说,“温故而知新”,也是不无意义的。

应该指出,在反满风潮中,孙中山也有过某些偏狭之见。例如他曾把满洲看作是“鞑虏”,反满革命就是要“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23]宣传过“如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24]等偏狭观念。我们认为在反满风潮高涨之际,孙中山受传统观念影响是不奇怪的。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开始从事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时,都不免要受到既往历史所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制约,思想意识观念的承继和扬弃更是如此。但即使这样,孙中山与只“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章太炎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孙中山明确宣布“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国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订出来了”。他满怀信心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23]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

1906年12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阐述了革命排满的内在涵义。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还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25]这种认识表明孙中山的革命排满思想是反满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的结合。要否进行革命的标准,在于政治制度的优劣与否,而不在于是以汉族为统治者的“正统”统治,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异族”统治。这与章太炎的只求“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的单纯反满主张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

综上所述,在20世纪初期巨大的反满风潮中,以章太炎为代表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两种民族主义思想的确有所不同。前者把具有大汉族主义情绪的“反满”、“光复”口号,发挥得淋漓尽致,激发了人们的传统民族意识,对推动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利。但与此同时,一味强调反满,培植仇满情绪,又会模糊革命的最终目标。许多革命者,如蔡元培等人都意识到这种宣传的弊病。蔡元培说:“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26]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将会给革命带来消极的影响。后者则突破了传统的排满思想,不仅把反满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始终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正确地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形成可贵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大大提高了人们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程度,也为辛亥革命运动规定了基本正确的发展方向。

[1]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A].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M].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

[2]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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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年[A].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J].制言,25[M].

[10]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章太炎先生家书[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转引自年谱长编:[M].

[12]姜义华,朱维铮。章太炎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3]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C].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章太炎。答铁铮[N].民报。第14号。

[15]章太炎政论选[C].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章太炎。定复仇之是非[N].民报。第16号。

[17]章太炎。驳黄兴主张南都电[A].太炎最近文录[C].上海:上海国学书室,1916.

[18]孙中山。军政府宣言[A].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9]孙中山全集: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0]孙中山。兴中会章程[A].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2]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A].孙中山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3]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A].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着选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6.

[24]孙中山。敬告同乡书[A].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着选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6.

[25]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A].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着选辑[C].

[26]高平叔。蔡元培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0.

(文章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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