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50年来的
分类: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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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研究动态1894年,日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因此,建国以来,这一领域一直是我国史学界的研究热门,也是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中最广泛、最深入的专题之一,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前史学界对甲午战争时期的海战很少研究,而现在海战则成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热门。另外,对甲午战争中帝后党争的研究、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的研究、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的研究、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期间的策略的研究等,都是在原来的研究基础上更推进了一步。以上是对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45年的一个简单概括,由此可以了解45年来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发展的道路和概况。41)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1991年第2期。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次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30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却起步甚晚,发展的道路又不是一帆风顺,直到近二十几年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情况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在逐渐成型的阶段(注:本文所说的“西方学者”或“欧美学者”指目前任职于欧、美、澳洲学术机构,以英文为撰述语言的学者。本文引用资料截至日期为1999年初。)。但从整体观察,这个领域所受到的注意与日俱增,研究成果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已相当丰富,颇值得重视和介绍。

思想史在我国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我国悠久的史学发展史上,思想史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史资料以及独特的理论方法。但思想史的概念却是在本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外来词,30年代中期冠以思想史的着作开始出现(1935年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思想史才摆脱传统学术史的拘牵而成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也就在此时,一批先进的学者开始尝试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致力于此项研究工作,在当时的思想史园地里,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对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的思想史研究开创了道路。就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言,需要提及的是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有关近代的部分,这是1949年前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显着成就。但诚如作者所言,写作此书正处于特殊的战争环境,受种种客观条件限制,此书并不是一本系统完整的近代思想史着作。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

甲午战争;丁汝昌;海战;刘步蟾;黄海;战争史研究;近代史;评价;学报;史学

自甲午战后至今,甲午战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甲午战后的25年,是研究工作缓慢起步的阶段;第二,从30年代开始,是研究工作开创与奠基的阶段;第三,50年代以后,是研究工作出现转机与发展的阶段;第四,70年代后期迄今,是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的阶段。

所谓“沦陷区”,一般指1937年7月7日日本对华发动全面侵略后,在中国境内所占领的土地。自清季甲午战后即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逐步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往往不包括在内。不过在西方的论述中,学者偶尔也将后面这两个地区列入泛论的范围,或作为比较的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在曲折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按照研究发展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6年;从1977年到现在。长期以来,不论研究和教学,中国近代史下限到五四运动前,此后为中国现代史。相应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下限也止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本文所论重在五四运动之前,兼及五四运动以后,特予说明。

1894年,日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段历史,既有可以借鉴的某些经验,也有应该吸取的深刻教训。因此,建国以来,这一领域一直是我国史学界的研究热门,也是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中最广泛、最深入的专题之一,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现将史学界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概况及争论的焦点,分别综述如下。

一、甲午战后25年:缓慢的起步

手机版乐白家网址,为讨论方便,本文将欧美学者的“沦陷区研究”粗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沦陷区的地方经验,偏重社会史和文化史;一类是沦陷区的傀儡政权,倾向*史或外交史。后者不免涉及抗战时期的所谓“和平运动”问题,故本文在讨论时不得不把研究主题的空间和时间,稍为延伸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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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前西方的抗战史研究

建国以来,甲午战争史研究工作由起步走向高潮,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长期以来,欧美学者对抗战史的研究,几乎只集中于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党在战时的发展和壮大。这个方面所以独蒙青睐,自然有其理由。八年对日抗战,非但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转折点,更是近代中国*变迁的分水岭;战后不到四年,中共便击溃国民党,取得统治中国的地位,此后持续执政至今,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局势,均告改观。而中共革命的成功,无疑植基于抗战时期的经营与收获。欧美学者在研究抗战史时,当然希望了解战时的环境为何及如何有助于中共的发展,进而明白“*中国”出现的原因。

第一阶级,1950年到1965年。

其次,中国革命史始终是西方叙述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二次大战后,欧美的“近代中国研究”所以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中国成为美国的冷战敌人很有关系,当时的中国研究,毋宁说是一种旨在“知己知彼”的“敌情研究”,政府资助和民间参与都以此为目的,因此凡是和中共有关系的历史课题,特别容易引起研究的兴趣。在这种心态的导引下,学界对整个中国

这个时期,甲午战争史研究刚刚处于起步阶级。1954年,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60周年,《历史教学》月刊社编印了建国后第一本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的论文专集——《中日甲午战争论集》。在此推动下,一批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版。其中以贾逸君的《甲午中日战争》和郑昌淦的《中日甲午战争》较有影响。另外,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大型资料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大册也随之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有的研究者还开展实地调查,搜集到大量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口碑和文字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专著。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选题范围较窄,并带有相当程度的实用性。如对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列强争衡问题,一般的研究重点皆侧重于美国的侵华政策,而对英、俄两国在远东的对峙及其在中日战争中的一系列活动则极少涉及。其次,资料挖掘整理不够充分。研究者一般所接触的资料范围不够广泛,主要依靠清朝档案和其它国内资料进行研究,而对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一方的资料不够重视,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局限性。再次,和其它史学领域相比,学术空气不够活跃,有关甲午战争的争鸣文章很少。如在1957年,有学者提出重新研究黄海海战和评论刘步蟾问题,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和讨论。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后来甲午战争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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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77年到1984年。

这一时期,党的“双百”方针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甲午战争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一,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发表论文近百篇。在专著方面,有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戚其章的《北洋舰队》、《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和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等先后出版。其二,在资料挖掘、整理方面也有一定的突破。其三,史学界思想开始活跃,并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某些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结论。首先是从重新评价刘步蟾问题提出,在史学界引起了反响,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后,对甲午战争时期的其他人物和事件也相继展开了讨论。以此为突破口,研究开始向深层次发展,并使许多问题有了新的突破。其四,扩大了研究范围。以前史学界对甲午战争时期的海战很少研究,而现在海战则成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热门。其中对黄海海战研究得最多,已发表数十篇论文。与丰岛海战和威海保卫战有关的某些问题,如方伯谦的评价、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责任在谁等等都有研究。对陆战的研究虽不如海战突出,但也有专文讨论。此外,对甲午战争期间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帝后党争及和战之争的性质、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等等问题,都有人作专门探讨,并提出了新的见解。

第三阶段,1985年到1994年。

这一时期,是甲午战争史研究的鼎盛时期,研究者的思路更为开阔,更加深入,选题也趋于多样化,并触及许多过去尚未涉足的角落。如日、清统治集团围绕着这场战争进行的明争暗斗,西方列强对这次战争的插手,以及他们的态度随着战争的进行而逐渐发生的微妙变化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在海战方面,对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的阵形变化、刘步蟾其人在海战中的表现,尤其是对于丁汝昌之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另外,对甲午战争中帝后党争的研究、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的研究、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的研究、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期间的策略的研究等,都是在原来的研究基础上更推进了一步。戚章其《甲午战争史》、孙克复《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等专著,可作为这一阶段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成果的主要代表。

以上是对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45年的一个简单概括,由此可以了解45年来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发展的道路和概况。

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研究中,对主要历史人物的评价虽尚存在若干意见分歧,但研究还是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共识。略举数例如下:

对刘步蟾的评价

关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的评价问题的讨论,最为引人注意。建国以来,有关论著对刘步蟾的评价大都是否定的。从1977年起,有的学者提出了重新评价刘步蟾的问题。从此,学术界就如何正确评价刘步蟾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涉及到好多问题都是有争议的。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一、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如何?二、刘步蟾是否是“卑污的懦夫”,“贪生怕死的家伙”①?持否定意见的认为,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擅自下令改变阵形,是为了躲避炮火,违反军令,故意错发信号,改变议定阵形②。持肯定意见的则认为,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曾改变过阵形是事实,但这是经过议定,且由提督丁汝昌同意,决非刘步蟾本人所违令擅改,他只是命令的执行者罢了③。持否定意见的认为,刘步蟾是“卑污的懦夫”,“贪生怕死的家伙”。持肯定意见的则认为刘步蟾“绝非畏葸怕死之徒,而是奋勇杀敌的爱国将领”④。他不仅“英勇善战,而且还“立下了卓越战功”⑤。经过多年的讨论研究,并有大量的事实证明,刘步蟾在海战中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爱国将领。对此,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对丁汝昌的评价

建国以后,有关论著对丁汝昌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态度。到80年代初,才有研究者提出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丁汝昌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丁汝昌不是爱国将领。其主要理由有四:一、丁汝昌在黄海海战中的布阵犯了“致命的错误”⑥。二、丁汝昌在旅顺危急时“擅自撤离”⑦。三、威海之役中丁汝昌率舰株守威海,成为“海战史上典型的蠢举”⑧。四、丁汝昌最后是在投降后自杀⑨。这四条理由能否成立呢?持肯定观点的认为,首先要看海战的实践,其次要重视海战参加者自已的总结。战后,旗舰定远的枪炮二副沈寿堃指出:“大东沟之役,初见阵时,敌以鱼贯来,我以雁行御之是也。嗣敌左右包抄,我未尝开队分击,致遭其所困。”⑩既肯定其迎战阵式,又指出其未能适时分队的缺陷。说丁汝昌布横阵是犯了“致命的错误”,是没有说服力的。论者所说丁汝昌“擅自撤离旅顺”,实属误会。事实上,丁汝昌鉴于舰队在旅顺口内处境不利,又得到李鸿章的指示,才率舰从旅顺撤至威海的。指责丁汝昌株守威海港,实行“消极防御”,也是欠妥的。丁汝昌反对冒险出击,也反对株守港内。北洋舰队最后覆没的最直接原因,并不是作战方针有误,而是威海陆路防守不力。至于说丁汝昌最后是在降敌后自杀,是所据材料有误。根据《丁氏族谱》等确凿记载,与敌议降是在丁汝昌死后,与他全然无关。估计这个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对李鸿章的评价

史学界一向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海战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对他的主要指责是“避战保船”。近几年,有些研究者开始对此提出异议。一种意见是,李鸿章并没有下令“避战保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避战保船”是对“保船制敌”的误解,而“保船制敌”方针“却是合理的”,是“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实力比较后作出的审慎明智的战役决策”。有的学者则认为:李鸿章确实提出了“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但主要问题在于“保船制敌”方针的实质。不能否认,它是一种单纯的守势战略。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海军的主力决战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对北洋舰队来说,在稍处劣势的情况下,正确的决策是采取积极防御与伺机进攻并重的方针。然而到了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虽然战云密布,衅端已启,他还是倾向于守势,甚至盲目相信,“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因此制订了“保船制敌”之策。所谓“保船制敌”,其核心仍在“保船”。“制敌”云云,则毫无具体措施可言。所以,丁汝昌率舰出海前,他总是特别告诫:“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由于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便采取了单纯守势战略,以致错过了几次有利的战机,从而铸成了永难挽回的大错。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并未吸取教训,反而建议朝廷取用“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的全面守势战略,不仅海军守势的道路继续下去,连陆军也改攻势为守势了。单纯的守势战略,其实质是消极的防御战略。把它说成是“审慎明智的战役决策”,显然是欠妥的。因此,对李鸿章的海军战略要进行具体地分析,全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足取的。

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正在争论的热点问题还很多,如黄海海战的布阵、帝后两党和战之争、英俄对中日冲突的方针等问题。

黄海海战,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大,战斗之激烈,时间之持久,在世界海战史上是罕见的。因此,在我国史学界也是讨论较多的一个重要课题。在黄海海战的研究中,许多论者对北洋舰队的布阵问题展开了论争。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究竟是以何种阵形接敌的?对此问题,大致有五种看法:一、英人泰莱在《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关于“诸舰相并列”的说法,说是“横列”阵形或“一字形阵势”。二、同意泰莱关于“诸船相并横列”的说法,但把它看作与丁汝昌所说的“夹缝雁行阵”是一回事,解释为“二列横队的一种交错配置”。三、根据总教习德人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所作海战报告中关于“提督采取最能展开之后翼梯阵”的记述,认为北洋舰队以后翼梯阵接敌“是没有什么可疑的”,但又认为后翼梯阵与犄角雁行阵是一致的。四、同意《冤海述闻》中关于“令作犄角雁行”阵形的说法,但把犄角雁行阵理解为鹰扬右翼阵,即类似八字去掉左半边的阵形。五、认为北洋舰队的接敌阵形“接近于人字形”,“因其形状像楔,像英文字母V,故外国人或称之凸梯阵”。在上述诸看法中,多数学者认为:后一种意见比较切合实际情况。根据记载,丁汝昌确曾下令改以夹缝雁行小队阵接敌。但是,改阵是一个运动过程,需要一定的完成时间,由于种种原因,舰队是在改阵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接敌的。“北洋舰队变阵的结果,整个舰队形成人字阵”,“它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夹缝雁行小队阵”。这个问题还正在讨论之中。

帝后党争,是甲午战争中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它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史学界看法多有不同,也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对此,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认为是一场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力”。二、认为“不是封建最高统治集团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而是反映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的斗争”,其性质是爱国与卖国、抵抗与投降之争,“不能把帝后两党之争看成是没有曲直可言的狗咬狗的斗争”,“把帝、后两党等量齐观,否定帝党的爱国和进步作用,是不正确的”。三、“帝后党战与和之争,也含有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成分”或“动机”。四、认为对于帝后党和战之争应进行客观的评价。帝党是积极主战的,但不能知己知彼,一味只讲进攻,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克敌制胜方针,不讲究斗争策略,乱加攻击,甚至天真地认为换掉几个人即可解决问题,表现出十足的书生气。后党则主张单纯防御,即消极防御,不讲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只能导致失败。所以,从当时情况看,无论帝党还是后党,都无法使中国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获胜。

关于英俄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早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著文认为,俄国政府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采取了“纵容”、“不干涉”乃至“支持”的政策。另一种意见认为,俄国在甲午战争期间对待日本的基本态度是“抵制”、“干涉”乃至“反对”。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甲午战争期间,沙俄对日本的态度,既有‘利用’、‘支持’的一面,但更有矛盾的一方面。”关于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种意见认为“是扮演着一个支持的角色”。一种意见则认为,战前“英国力阻中日爆发战争”,“日本开战后,英国宣布中立,实际上不再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至于英俄两国的关系,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由于英俄矛盾,“英国非常害怕俄国夺取朝鲜,建立军港,南下与英国抗衡”,因此“不惜纵容甚至唆使日本向朝鲜北进”,“借日本之力钳制俄国”。一是认为由于“都要维持远东现状,英俄还在远东出现暂时携手的形势”。有的学者认为,所有这些意见都有其合理的因素,问题是既不能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合理的部分加以绝对化。要正确认识英俄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必须用全面的、辩证的观点来看问题,否则是不行的。无论是英国还是俄国,都有其既定的远东政策。俄国想推行的扩张路线,要改变原有的远东国际秩序,而英国则想维护在远东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两国必然要发生利害冲突。这是问题的基本方面,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因此,英俄矛盾和对峙成为当时远东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俄国为在远东进行扩张,或利用、支持一下日本,或静观待变,皆是策略上的需要,并不影响其执行既定的远东政策。同样,英国为抵制俄国的东进南下,或利用中国,或支持日本,也完全是策略上的需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英国既定的远东政策。当然,英俄也有其利益共同的一面,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有可能实行暂时的联合。这是问题的次要方面,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可见,对于这个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得出真正合乎实际的结论。

注释:

①董蔡时:《有关甲午中日黄海海战的两种史籍的考释》,《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②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58页。

③戚其章:《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破与立》1978年第5期。

④孙克复、关捷:《再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⑤戚其章:《刘步蟾黄海战绩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⑥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⑦⑧廖宗麟:《丁汝昌和旅顺之役》,《复旦学报》1982年第1期。

⑨张凤翔:《丁汝昌之死考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⑩《盛档…甲午中日战争》,第403页。

李鸿章曾指示丁汝昌保舰,自定进退。见《中日战争》,第192页。

戚其章:《论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1989年第2期。

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辨伪》,见《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一书。

何平文:《略论李鸿章与甲午海战》,《上海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8卷,第28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31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8卷,第62页。

《中日战争》,第45页。

吴如嵩:《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江苏师院学报》1979年第1、2合期。

《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报告公文》,《海事》第8卷,第5期。

郭毅生、汤池安:《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文史哲》1957年第6期。

《中日战争》,第87页。

郑天杰、赵梅卿:《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第38页。

戚其章:《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戚其章、孙克复、关捷:《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阵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63页。

祁龙威:《从〈张謇日记〉看中日战争时帝后党争》,《江海学刊》1962年第9期。

任茂棠:《试论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帝党》,《晋阳学刊》1980年第2期。

吴廷桢、何玉畴:《试论甲午战争中和战之争的性质》,《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戚其章:《论甲午战争初期的帝后党争》,《山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米庆余:《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刘恩格:《试论甲午战争期间沙俄对日本的基本态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王魁喜:《中日甲午战争与俄国的远东政策》,见《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叶昌纲:《中日甲午战争与英国》,《晋阳学刊》1987年第3期。

洪邮生:《英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立场》,《历史教学》1988年第12期。

陈伟芳:《甲午战前朝鲜的国际矛盾与清政府的失策》,见《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199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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