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八国联军战争的几个问题,义和团运动研究
分类:古代历史


时间:2007-3-10 11:00:43 来源:不详

“三次革命高潮”曾经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诠释体系中提纲挈领的核心概念及基本标志,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从教科书编纂到研究方法均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此概念为研治中国近代史者耳熟能详,且已有诸多学者对之加以总结,[1]似难有进一步探究之价值。但“三次革命高潮”作为兼具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概念,如何提出,有何内蕴,在1950年代为何能得到较多认同,这些问题甚少论及,仍值得进一步探讨。还原其具体语境,从其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来理解把握,或可超越价值判断而获致了解之同情。一、“三次革命高潮”之提出 在研治中国近代史的诸多学人中,胡绳应是最具理论意识的一位,他兼具哲学与史学之长,[2]其成名史学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即以分析之透辟而为人称道。由他归纳出“三次革命高潮”的诠释体系实非偶然。 1949年,随着政治变革天翻地覆,中国近代史获得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前编纂的“单元式”或“专题式”的著作已无法满足教学科研之需要,建立和完善近代史学科体系成为史学界的当务之急。晚清民国以降,史学“科学化”是史家挥之不去的情结,[3]胡绳从近代史分期的角度切入,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增强其科学性,无疑体现了现代历史哲学的影响。中国传统史学仅对历史做自然时间段落或政治纪年的分期,王朝更替常作为分期的标志。[4]虽然也有“上古、中古、近古”,“大同、小康”,“公羊三世”等名目,对历史编纂之实际却极少发生影响。严格而论,中国理论性的历史分期观念是近代受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响而来,实则是历史进化发展观念及历史规律性观念的逻辑结果。解放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倾注了相当大的热情,苏联史学界对于分期问题亦进行过长久讨论,至1951年3月才告一段落。[5]在这种历史分期观念下,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界定及其具体分割无疑取决于人们对其演进“规律”及“本质”的认定。 胡绳对中国近代史宏观体系的思考可以追溯至1947年在香港撰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此书初稿第二章曾发表于《大学》第6卷第5期(1947年10月1日),在引言中胡绳提出对中国近代史阶段划分的初步构想:“满清时代雅片战争以后中外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划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外国人帮助满清打平太平天国,以年代计,就是由一八四零到一八六四年。从此以后到中日战争为第二阶段,中日战争后又为第三阶段。”[6] 1948年胡绳在香港持恒函授学校任中国近代史导师,他以李平心著《中国近代史》为教材,但是在课程内容的设定上却并未按照选定教材的安排。简要摘录如下:Ⅰ第一部分(一八四零—一八六四)1、鸦片战争时的国内政治情况与中外关系。2、鸦片战争与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纠纷。3、太平天国。4、条约问题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影响。Ⅱ第二部分(一八六四—一八九四)5、‘中兴’与‘洋务’运动。6、中外关系的新情况(包括藩属的丧失与中法之战)。Ⅲ第三部分(一八九五—一九一一)7、中日战争及列强瓜分局面。8、维新运动与戊戌政变。9义和团与八国联军。10、‘立宪’与革命运动。Ⅳ第四部分(一九一一-一九一九)11、辛亥革命与袁世凯之阴谋。12、洪宪帝制与云南起义。13、列强对中国民主革命之态度。14、第一次世界战争与中国。……[7] 此分期结构及各节小标题都迥异于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其中蕴含着胡绳自己对近代史总体架构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胡绳均以1864—1894为近代史的第二阶段,这与1954年分期讨论中范文澜、孙守任的观点相同。 在1948年7月12日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一文中,胡绳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激烈变化加以系统论述: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反对派的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思想,这是他所概括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历程,也是他梳理出的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脉络。值得注意的是,胡绳在此勾勒的框架中并未提及义和团运动。 1951年3月1日胡绳发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文,以列强与中国封建统治势力的结合程度(即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为线索进行分期:1、半殖民地的形成(1840—1860);2、列强与中国封建统治势力的结合(1861—1894);3、帝国主义在中国分割“势力范围”的斗争(1895—1904);4、帝国主义破坏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使中国继续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1905—1919)。[8]此文可以视为胡绳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总体思考。 1953年初,胡绳撰写《中国近代史提纲》初稿,用于给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讲中国近代史,“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9]。这个提纲曾由学院印成小册子传到史学界。实际上,1954年2月他那篇影响深远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基本思想在此已经大体形成,“三次革命高潮”之内涵在这个提纲中已然得到充分体现,只是在具体分期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如前所述,胡绳在向学界提出分期问题之前,已经对此作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并曾构想过两种分期模式。1、以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形态为分期标准,主要体现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这种模式中,太平天国、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都不再作为分期的界标,而鸦片战争、中日战争等涉外事件的重要性得以突显。他明确表示,这一模式是作为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解释框架。2、另一模式则主要着眼于中国人民对列强侵略及国内封建压迫的反抗来进行分期,1953年所作《中国近代史提纲》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意蕴,至1954年写作《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定型。 胡绳构建的诠释体系之标志是“三次革命高潮”概念。[10]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社会力量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地表露出来的时期”。胡绳定义的三次革命高潮为:1、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此时“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历史的推动力量仍只能是农民这一个阶级”;2、甲午战争以后,以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为标志,农民革命与资本主义思想虽然并存,但是彼此隔膜,互不相关;3、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行革命,在一定程度内进行了对工人、农民力量的发动。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时期是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11] 胡绳首倡“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三次革命高潮”是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所本依的无疑是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将毛泽东从政治角度对中国近代史做出的论断进行学术阐释,并形成能够自圆其说的缜密体系,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实际上,“三次革命高潮”亦很难说是胡绳的独创,窃以为,他应直接受到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署名“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的影响。首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陕北公学讲课的讲稿为基础,由张闻天与助手编纂而成,1936年已有油印本问世,1937年延安解放社铅印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此书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革命史教本,有相当权威性。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均曾参考此书。其次,如果略做文本对照分析,《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1讲:太平天国运动;第2讲: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第3讲:辛亥革命。鸦片战争、中日战争、中法战争等民族战争,以及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加深,均只作为革命运动的背景略加叙述。这种对近代史事的叙述编纂之处理与“三次革命高潮论”相当一致,尤其是将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结合为一,二者如出一辙。无须讳言,“革命高潮”一词具有相当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胡绳将之引入学术研究领域,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的重要学术概念。二、“三次革命高潮”之取向 有学者注意到“三次革命高潮”与其所本依的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12]的内在矛盾之处。将二者作一对比,可以看出“三次高潮”说实际上淡化处理了19世纪3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三次革命高潮”更多地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体现出以中国本土事件为核心的取向,与柯文所归纳的“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有契应之处。[13] 从接续学统的角度而论,注意到“三次革命高潮”与“中国中心观”在取向上具共通性,自有其启发意义。但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由美国学者柯文归纳的“中国中心观”(China Centered Approach)有其特定的指谓和语境,将“三次革命高潮”与之简单对应难免似是而非;其二、胡绳对其理论诠释体系之凸显中国本土因素的倾向有明确的理论自觉。事实上,1954-1957年的分期讨论中,以西方侵略为主线还是以中国历史发展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曾引起激烈论争。“三次革命高潮”是在政治与学术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由胡绳系统归纳而成,其提出并被广泛接受并非偶然,具有深层社会思想基础。 重视重大政治事件是1950年代近代史研究者的共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即所谓的“八大事件”[14]作为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之基本内容,当时无论怎样讨论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框架、基本线索、基本内容、基本走向,都不能脱离此“八大事件”。但是,如果将此“八大事件”等量齐观平均用力,则与建国前蒋廷黻、陈恭禄、范文澜等人以事件史为中心的编纂体例相似,在胡绳看来,这种结构模式无疑缺乏系统性,不能突出近代历史的本质与主流。“三次革命高潮”实际上从阶级斗争角度突出了“八大事件”中表征着人民反抗过程的几次事件。这种突显中国本土因素的研究倾向,确乎与此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倾向颇有不同。为进行反帝爱国动员以救亡图存,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多以中外关系为论述中心,侵华史、外患史、国难史、近代外交史之类著述,粗略统计,著作不下130多部,文章约300余篇。[15]当时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往往合而为一。名家蒋廷黻受美国人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影响,视外交史为“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方面”[16],内政兴革仅为外交的反应,其《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可以看作“外交史大纲”[17]。金毓黻且认为,“近百年内,中国内政鲜有可述,对外关系,实居主位”[18]。 而唯物史观派学人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唯物史观学派的滥觞之作,诞生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际,它是以帝国主义侵略进程为线索来条理史事的,着力突出了外患步步加深的“半殖民地”形成过程,对于同光年间的内政变革着墨固然不多,对人民群众反抗的一面亦未特别着重。[19]即以胡绳而论,他虽力图兼顾列强侵略与人民反抗这“两个过程”,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仍以中西关系为研究对象,且偏重于“侵略”的一面。简而言之,建国前中共方面史家的中国近代史著述,仍以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作为论述中心。 随着1949年真正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人心底激荡着扬眉吐气的民族自豪感,突显“中国”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成为学人的潜在预设。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退居次要,追溯近代以来人民革命斗争历程,构建革命的谱系,论证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成为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进而被有着浓厚“以史经世”情结的学人在某种程度内化为不言自明的共识。[20]对于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建国初即有评论,批评其正面论述近代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梗概仍嫌不够清晰,“使近代史中的革命思想的主流不够突出”[21]。1949年即着手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着力挖掘人民反抗斗争的史料,对近代中外交涉、甚至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等相关史料基本未予纳入。[22]1958年5月,近代史所学人撰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些人对此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予以全面否定,批判这是一本中华民族“挨打受气史”,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扬眉吐气史”,此书有严重的方向性错误云云。[23] 在1954—1957年学科体系的构建中,从近代中国内部寻求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逐渐成为包括胡绳在内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共同倾向,而且他们对此有着一定的理论自觉。在此有必要回到当时讨论的语境,分析论争者的种种考量,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三次革命高潮”论的内蕴。 首先,在1954—1957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论;另一种是范文澜、孙守任为代表的近代社会主要矛盾为标志的分期体系。胡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已然预先对孙守任后来提出的观点加以否定:“可否拿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形态作划分时期的标准呢?例如说,拿西欧各国尚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作一个时期,而在进入帝国主义后作为另一时期?……这样做是不恰当的”。他进一步申述了反对的理由:“诚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我们考察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时,不仅要注意外国势力怎样来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中华民族对于外国势力的侵略表现了怎样的反应。几乎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24]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绪论》中,他再次明确:有些著作“把中国近代史单纯地写成一部不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它也骂帝国主义,说帝国主义不断欺侮中国,可是同时把中国人描写成是可怜的、卑屈的,逆来顺受、无可奈何的牺牲者。这种观点虽然反对帝国主义,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它完全忽视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25]。显然,在侵略—革命的整体关照中,胡绳此时更为强调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一面,而有意淡化处理了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正与毛泽东的思路暗合。毛泽东所云“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6],即蕴含了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求中国近代历史的主导因素之意,体现出摆脱此前“冲击—反应”模式的努力。 孙守任则强调:“侵略与压迫如不存在,亦将没有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运动,二者实是辩证统一的两面,而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为存在的前提”,并指出:胡绳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也就无形承认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开始入侵的重要意义” 。[27]他同样以毛泽东“两个过程论”为立论基础,但他的解读显然与胡绳有恰相对立的意味。他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并竭力保存其封建基础的过程在近代史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的变化”。他以“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性质、形势和深度的变化”为分期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孙守任的分期体系无论从分期标准还是从具体分期断限来看,均与胡绳1951年3月1日发表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相当一致。与“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相较,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几次中外民族战争在孙守任的解释体系中显然具更多分量。[28]范文澜与孙守任的基本思路及观点相当接近,他明确表示,“帝国主义拥有极大的优势,在民族战争成为主要矛盾时,它总是处于矛盾的主要面”,而“在国内战争成为主要矛盾时,封建主义也总是处于矛盾的主要面”[29]。事实上,范文澜是建国后提倡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最力者。近代史研究所建所之初,他即注意物色有条件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青年学子到所工作,1953年成立帝国主义侵华史组。在其着意经营下,侵华史组人材称盛。[30]正因为有此认识倾向,范、孙二人均将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最重要的界标,在他们看来,甲午中日战争标志着列强侵略方式的根本转变。 耐人寻味的是,孙守任的观点受到金冲及、戴逸、[31]章开沅、黄一良等人批评;而以范文澜在学界的崇高地位,连续发表三篇关于分期问题的文章,应者寥寥,仅有李新赞同其意见,[32]其得力助手荣孟源、刘大年均倾向于认同“三次革命高潮论”,近代史所集体编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亦采用“三次高潮”体系。其次,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理论体系最终获得更多学者的认同,[33]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胡绳则早在1944年6月发表的《是圣人还是骗子》一文中,已然明确提出:“历史上的真正主人和创造者并不是少数居于统治地位的英雄,而是广大的人民——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34]。1949年5月范文澜先后在北大作《谁是历史的主人》[35]、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作《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的讲话,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建国之初,唯物史观学习如火如荼展开,阶级斗争观点及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史学界的共识。翦伯赞明确提出:“把中国的历史贯穿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主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36]。“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史观,具体就是“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37] 郭沫若指出:“首先要端正历史观点,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从历史发展中阐发人民创造力的伟大,以鼓励从事建设事业的热情”[38]。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胡绳一再强调:“中国近代史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它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主体的历史”,“也不是某些反动人物的历史”[39];“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地看清楚中国近代史中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40]。在他的“人民”的定义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而清政府自身的兴革及其领导的几次中外民族战争,自然很难进入其关注的中心。孙守任强调列强侵略,黄一良的质问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究竟应该是什么?究竟谁应该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角?”他还指出:资产阶级史家“往往把所谓落后国家的历史作为侵略国家的历史的陪衬物而附带地加以描画,所以,在侵略者的足迹没有到达以前,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就似乎是不存在的,而当侵略者对这些国家作出了什么决定或采取了什么侵略步骤之后,它们的历史就发生了新的变化”[41]。不难看出,“三次革命高潮”突出了“人民”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尤其突出了农民的革命作用,这成为它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一个根本基础。[42]如邵循正所言:给予太平天国等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以足够的地位和分量”,就可以阐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读者清楚地看出在凶悍的国外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统治势力双重压迫之下,中国人民并不是一味挨打的。这样,读者就不会感到中国近代中只是漆黑一团,而是处处有使人志气奋发的生动斗争的局面和可歌可泣的史实”[43]。 教育部1956年8月颁发的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试行教学大纲基本上以胡绳“三次革命高潮”为框架,至1958年“史学革命”,仍被批评为“客观主义”的“平列法”,“这种方法在标题和口头上也注意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在大纲的内容分量以及讲述中,却把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活动不分主次兼收并蓄地‘客观’并列,其结果是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斗争淹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镇压人民的大量史实中。”“据我们对大纲内容的初步统计,其中讲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活动的内容占全文分量的44.2﹪,而讲述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内容却只占全文分量的31.2﹪”。如此一来,中国近代史成了“中国人民的‘悲惨史’,”人们“不仅没有从近代八十年来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史中加强民族自豪感,相反的是造成了一种悲观失望的印象”。[44] 第三,外因与内因的哲学关系也是当时学者考虑分期问题的一个重要依据。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45],这一哲学认知对参与论争的史家无疑有相当大的影响。而苏联历史学者德鲁任林明确表示:“并不是外力入侵本身,而是该民族对外力入侵的反应,而是历史过程之内在运动在此类条件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应在划分历史时期时被当作复杂的因素予以注意”[46]。几乎所有批评者都认为孙守任过于强调外力影响:金冲及认为孙守任“以外来因素的演变发展代替了内在历史规律的分析,而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来”[47];戴逸认为孙守任抛弃了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外因内因相互关系的论点”,而“我们不能把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不加区别地等同看待”[48];毛健予认为孙的观点“令人感到有强调外因论的浓厚的色彩”[49];李荣华虽然提出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加深、崩溃为分期标志,对西方的因素比“三次革命高潮”稍多重视,但亦认为孙守任“强调了外因作用相对冲淡了内因的作用”[50];章开沅指出:孙守任“忽视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必须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的规律而发生作用”[51]。可见当时学者在外因内因的辨析下,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已然形成相当一致的倾向。实际上早在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即有任曙、严灵峰、叶青等人鼓吹“外烁论”,强调“中国社会的发展完全是外来的原因决定的,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LU1][52]。如果强调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因素,则难以与“外烁论”彻底划清界限,这是1950年代的学者们不能不特别留意的。到1958年“史学革命”兴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争被归结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孙守任的分期观点被视为“厚帝国主义薄中国人民”的“外因决定论”,走上了“客观上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的道路”[53]。 概而言之,1950年代的论争者均秉持“革命”史观,均以经典著作的论断为自己立论的理论支撑及批驳他人的理论武器,却因着眼点差异而致众说纷纭。近代中国的西方因素应置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一问题,隐含于纷歧的论争之中。胡绳以“三次革命高潮”来审视中国近代史全局,把握近代史的本质和主流;突出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将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根本推动力量。胡绳这一诠释框架得到较广泛的支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实有其必然性。突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的地位,封建统治者与列强的矛盾被淡化处理是其中应有之义,二者结合的一面得到更多关注,由清朝统治者主导的几次对外民族战争自然难与太平天国、义和团相提并论;外因与内因的哲学辨析,使得外力的影响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当然,突出与淡化均只是相对而言,就胡绳来说,他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的目的在于突出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斗争这个中国内部的因素,但并不妨碍在这个理论框架指导下“检阅和分析研究全部复杂的过程和各种复杂的问题(例如,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也有矛盾)”[54]。而且,他认为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也应大力倡导,并撰写了研究提纲。[55] 历史学科作为“社会控制中介”课程,大都体现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归化万民”的政治教化而协助社会秩序的建立。考察胡绳首倡分期讨论之初衷,主要还是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编纂结构问题。历史教科书由政府审定、颁行,是国民历史观的重要来源,亦为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因当时中央令行禁止之权威,“三次革命高潮论”被综合大学、高等师范文史教学大纲采纳并在教科书中加以贯彻之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日益定于一尊,进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与研究课题产生覆盖性影响。这可能一定程度超出了胡绳最初的预料。但此时中国近代史作为新兴学科,整体研究水平尚低,对纷繁的近代史事有所优先侧重,集中有限的研究力量重点突破,亦无可厚非。但是,所有理论构想似乎都难逃被僵化、教条化的宿命。从后来近代史学界的学术专题研究来看,绝大部分的研究著述均集中于“三次革命高潮”,近代史领域的三个专题学会分别为太平天国学会、义和团学会、辛亥革命学会。在现代学术体制里,学会对学术研究的引导与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体制化的影响之下,其他史事,甚至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都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56]近代史所学人集体编著的《中国史稿》第4册,对近代国际关系着墨甚少,对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仅叙述大致过程,而对其历史背景、失败原因、战略意图等均未着力阐述,1961年在征求学界意见时受到尖锐批评。[57]据姜涛统计《历史研究》所载论文情况分析表,不难发现50-60年代学界对“三次革命高潮”(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与辛亥革命)的热衷及对其他史事的相对忽视。[58]即便范文澜大力支持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也因后来政治氛围日益左倾,而成为批判的靶子,困难重重,难以为继。[59]为保护侵华史研究者,范氏在压力下约请柯安撰写《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之书评。此书评在肯定“侵华史”研究之意义的同时,亦不得不着眼侵略与反抗之“厚”“薄”而提出批评意见:“‘帝国主义侵华史’虽然对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给了一定的注意,但是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同全书的分量比起来,却是显得薄弱和无力的”[60]。1958年“史学革命”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被日益贬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被无限拨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近代史内容日趋狭隘单调,解释日益单纯与绝对。三、“民族”与“阶级”的内在紧张 大略而言,“阶级”观念在唯物史观派学人中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20年代的李大钊将唯物史观介绍引入时,倡导为个体的人生修养而研究历史,阶级观念较淡薄;“大革命”失败后,阶级观念逐渐强化,现实中惨烈的阶级斗争亦投射于学术,历史研究的阶级动机日益突出。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民族主义史学成为主导,历史研究从为阶级过渡到为民族,从为革命过渡到为救亡。历史研究中的阶级动机暂时为救亡的硝烟所笼罩,但仍潜存于唯物史观派学人的著述之中。皖南事变后,一度被掩盖的阶级动机又迅速得到强化。直到建国后,由于最高领导层时时紧绷阶级斗争之弦,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史学研究中阶级斗争也被强调得无以复加。 具体到党内史家个体而言,对“阶级”的强调程度又因人而异。在胡绳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把握中,始终存在着“民族”与“阶级”的内在紧张。近代以来的民族民主革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且难分轩轾,胡绳的历史诠释框架对此采取了阶级矛盾优先于民族矛盾的策略。他所界定的“阶级斗争”着眼于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共性,两者同样都是产生于社会分裂为对抗阶级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61]刘少奇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这种认识的凭依:“把民族问题从阶级问题分开来看;把民族的斗争从阶级的斗争分开来看,乃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乃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一种欺骗”[62]。这在理论上似乎也可圆通,但中外民族斗争与国内阶级斗争,锋芒向内抑或向外毕竟有根本区别。 治史的阶级动机优先于民族动机,将阶级斗争置于民族斗争之上,此为胡绳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其“三次革命高潮论”,将近代以来由清朝统治者主导的几次中外民族战争置于相对次要地位,即与他的这一认识倾向密切相关。 如所周知,胡绳与范文澜均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学界有所谓“范胡学派”之说,[63]实则胡绳与范文澜在“阶级”与“民族”的处理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胡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与范著《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具有典范意义之作。二者均以“革命”为核心话语,以毛泽东“两个过程论”为指针,相似之处颇多,但二者之区别也不可忽视。范文澜在历史观点上受浙东学派潜移默化之影响,在其史著中带有较为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甚而有汉族中心主义的意味。他所著《中国近代史》对于社会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演变过程着墨不多,而将批判、揭露满族统治者置于首要地位;同时,范著《中国近代史》有着鲜明的民族立场,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超越于“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之上的“最主要的矛盾”[64],以相当大的篇幅细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侵略史实,并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抨击,“不但大书特书英法美日等国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也振笔直书俄国对中国的疯狂侵略”[65]。列强对中国发动的历次中外民族战争成为其论述的中心,并被赋予了比中国内部的社会运动更重的叙述份量;尤可注意的是,范文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始终以民族大义为尺度,因而对于统治阶级内部英勇反抗列强侵略的人物予以充分肯定。例如,他称裕谦为“满洲贵族中坚决主战的唯一人物”[66],对于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为维护国家权益所做的外交努力亦充分肯定。[67]认为杜文秀与英国侵略者勾结,是民族分裂主义者,而加以谴责。[68]而且,他对于戊戌变法这一改良主义运动救亡图存的意义多有强调,在他的论述中,康、梁等改良主义者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维新运动虽有其弱点,但亦具有反帝的意味。所有这些观点,皆根源于范文澜将中外民族矛盾置于国内阶级矛盾之上这一思想倾向。在1956年7月为全国政协委员会举办的“中国近代史讲座”上,范文澜作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之报告,更明确提出:“前乎辛亥革命,有封建统治阶级领导的农民阶级自身发动的民族战争;也有农民阶级自身发动的国内战争,这两个阶级曾经担当过主要矛盾的一面的主角,因之在划分近代史的各个阶段上,必须给它们应得的地位”。[69] 而胡绳在这一点上同范文澜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胡绳的论述更加强调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并着重揭示这种勾结的演进过程;而对他们之间矛盾的一面予以相对淡化处理。他对于统治阶级内部如曾纪泽、左宗棠全盘否定,认为康、梁等改良主义者的爱国思想“反而成了为侵略者辩护,自动向帝国主义者缴械”[70],维新变法的积极意义也从其消弥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的角度受到冲淡。不难看出,胡绳更为强调中外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二位一体的性质,进而将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胡绳认为,以往史家出于民族主义思想而常有意无意地造成一种错觉,“他们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描写得这样单纯,以至把清政权写成是不断地受着帝国主义国家所欺凌侮弄的可怜的存在,这种描写是不合历史事实的错误观念”[71]。因而着力强调列强与清政府之相互勾结,并一概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以阶级分敌我的简单对立的思维定势之下,统治者阵营内所有人无不在贬斥之列。建国后的一篇书评即认为此书有助于“肃清残余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72]。 其中对于阿古柏叛乱的论述充分反映了胡绳对于阶级矛盾的强调达于偏颇之程度。胡绳在1947年所作《专制与卖国》一文中写道:“太平天国以后,各地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反对满清专制统治的起义仍此伏彼起,一八七五年左宗棠出征新疆,向洋商借款五百万两为军费,以关税担保。这是帝国主义以借款来支持专制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而换取在中国的特权的第一声”[73]。这种对阶级分析的过度使用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得以继续。书中有两处提到阿古柏的叛乱。一处为“到了一八七七年左宗棠的军队又远征新疆的回民”,另一处为“又如对于新疆的回民起义,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也曾有过像在太平天国时期那样的变动——先对太平天国表同情,末后则反面相向。新疆回民领袖阿古柏已于一八六七年在新疆西南部建立对满清统治独立的政权,起先英俄两国都表示承认,且与订约,但到了左宗棠已消灭了陕西甘肃的回变,准备远征新疆的时候,英俄都转而助满清了。他们发觉阿古柏胜利对他们并不有利。英国商人借军费给左,俄国也供给他的远征军以粮饷,这些对于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并不是不重要的”[74]。 1951、1952年,东方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马霄石著的《西北回族革命史》和郭应德著的《维吾尔史略》,受胡著影响,仍然将阿古柏当作“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而将左宗棠率师西征视为“不义战争”,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阿古柏政权性质的讨论。[75]通过讨论,大多学者改变了以往的认识。而胡绳对此却不太以为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55年8月[76]北京第四版中,他将后一处的分析删掉,将前一处改为“到了一八七七年左宗棠的军队又远征新疆,镇压了该地回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起义”[77],这种修改处理有相当程度的保留。直到1978年3月第六版完全删除了关于阿古柏的内容。与此相对应,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初版时,对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左宗棠收复新疆只作客观叙述,并在叙述阿古柏时用“侵入”一词体现了其褒贬[78],1955年9月第九版[79]中更明确指出,“阿古柏是个侵入者,是英国侵略者的工具,是土耳其国王的臣仆,是南疆人民的公敌”,并且肯定了左宗棠收复新疆“阻遏了英国及其附庸土耳其的野心,挽救了祖国的一部分疆土和一部分人民,这个功绩是不可抹煞的”[80]。 胡绳一生思想随时代而嬗变,但其在阶级思维的制导下对于近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偏颇认知,则始终一贯。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且不论此时学界已有“四个阶梯论”的挑战,即便是对“三次革命高潮”持肯定态度者如刘大年,对此书也不乏批评。对于胡著论述中法战争的一节,刘大年批道:“如此看来,似乎清政府主要只有投降的一面,而且投降得顺利没有什么阻碍。这不能说明为什么徐、唐、岑(按:即徐延旭、唐炯、岑毓英)等出关布防,而且战争还是打起来了。事实上存在两种势力的斗争,有民族矛盾”。对于胡著关于慈禧反对维新的原因分析,刘大年认为将之完全归结为光绪与慈禧的权力斗争“未免缩小了这场斗争的‘救亡图存’的社会意义”,“权力斗争是亡国危机使之激化”。[81]就基本观点之分歧而论,主要在于:刘大年认为胡著弱化了中外民族矛盾而突出了阶级矛盾,对封建统治者与列强的矛盾淡化处理是其偏失,在阶级分析中对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分析亦显不够。四、“三次革命高潮”之阐释弹性 胡绳的思想并不僵化,他晚年为回应时代挑战,对自己原有理论框架做了一定调整,受到学界称许。他明确表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82]但耐人寻味的是,他直至1997年仍坚持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典范之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基本观点和总的体系”“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83]。这固然表明,在胡绳的构想中,“革命”与“现代化”可以和平共存、互为补充;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架构本身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与解释,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 有学者尖锐指出,戊戌变法与义和团是两次风马牛不相及的运动,将之合并为第二次“革命高潮”难以成立。[84] 但笔者以为,这恰可能是胡绳“三次革命高潮”值得细心揣摩之处。应该承认,在1950年代胡绳虽并未将“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等量齐观,但无疑在他的解释体系中有“戊戌变法”之位置,他特别申明“把第二次革命运动高涨仅看作1899—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85]。事实上,1950年代,肯定戊戌变法的积极意义是近代史学界的主流意见。1958年为纪念戊戌就法60周年,举行规模盛大全国学术讨论会,范文澜、刘大年等学界头面人物均撰文称颂戊戌维新的思想启蒙作用,随着此后政治上日益“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解日趋狭獈。戊戌变法事实上较少得到史家的关注,并作为“改良主义运动”而受到贬抑。刘大年在1964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中国近代史讲座共5讲,第1讲绪论,“当中三次,讲三个革命高潮,一次着重讲太平天国,一次着重讲义和团运动,一次着重讲辛亥革命”,最后一次讲结论。仅在第3讲之“义和团运动的背景”中对戊戌变法作了简要的介绍。[86] 正因乎此,第二次“革命高潮”中“戊戌变法”这一组成部分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抹去。[87]耐人寻味的是,胡绳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责任编辑邓卫中的一篇书评,亦将戊戌变法从第二次革命高潮中略过不提,兹摘录如下: “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88] 对“三次革命高潮”作如此解读,很难说完全背离20世纪50年代胡绳之本意。但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三次革命高潮”的质疑渐起,且批评主要集中于其过分拔高了近代农民的作用而忽视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如黎澍撰文指出:“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是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89]。在这种新的时代语境下,胡绳自然倾向于强调“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在其理论体系中所具有的“革命高潮”之地位。 邓卫中的书评引起王震关注,胡绳此书得王震推介而风靡全国。但也正是此书评引起胡绳的不满,为邓卫中始料未及。[90]苏双碧回忆:“胡绳看到后很不安,因为这涉及书的作者对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胡绳让秘书把这个‘不安’告诉我,随后又亲自对我谈以此事。”苏双碧随后赶写了一篇书评,比较全面地谈了“三次革命高潮”的内涵,[91]特别强调“第二次革命高潮,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农民阶级发起的义和团运动构成,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第一次向清王朝提出要分享政权的要求”[92]。此后,祁平撰文强调,胡著在立论时,是将农民和资产阶级这两种力量作为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前的革命的主要力量,并未忽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93]胡绳对邓卫中书评的反应可谓敏感,从中隐约折射出他的某种心迹。窃以为,将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合而为第二次“革命高潮”,如此一来,近代史上四个被特别突出的历史事件,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各居其二,至少表面看来平分秋色,并无偏重。胡绳这一架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其解释体系预留了调整空间,从而可以通过有分寸的扬此抑彼而一定程度因应不同时代之挑战。1950—1970年代,意识形态层面更强调农民阶级的正面历史作用,有意无意地突出义和团、淡化戊戌变法成为近代史学界的一种潜在趋向,这一趋向随着政治气氛左倾而愈益强化;1980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反思以往之偏颇,此时胡绳强调在其理论体系中戊戌变法之地位,亦在情理之中。“三次革命高潮”体系所具有的阐释弹性,使其在时移势易之后,面对新的挑战时仍具有一定包容性与解释力。 孟子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三次革命高潮”从中国近代史这条不舍昼夜漩流着的长河之波澜壮阔处着眼,自有其意义。“三次革命高潮”当然远远无法涵盖近代史的丰富内容,与此前以事件为中心的架构相较,系统性固然加强,但阶级斗争色彩则更加浓郁;与意识形态绾合过于紧密,也必然影响甚至制约其学术性一面的充分展开。其本身存在的偏颇狭隘之处,在新时期以来受到尖锐批评。但不可否认,“三次革命高潮”曾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发挥着切实作用,建国后“十七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真正确立,并得到迅速发展,亦有赖于此一理论诠释体系的正面因素之发挥。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学界数十年的关键概念,笔者无意对其做出价值衡估与评断,本文所欲言者,仅仅是力图回归1950年代的语境,寻绎此概念的提出与使用中的种种考量,以了解和认识当时学人思考的轨迹,揭示所蕴含的社会思想内容。这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脉络,不无启迪。

总览五十年来的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一九六六年。在这阶段中,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深入发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一、是列强对中国的战争还是列强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战争


第二阶段是一九六六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阶段里,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遭到了“四人帮”及其走卒的破坏。

八国联军战争中,列强从未对中国政府宣战,并一再宣称他们的军事行动并非针对中国政府,而是为了帮助中国政府镇压义和团。我国一些学者也认为,这场战争并不是列强对中国的战争,而是列强和清政府共同反对义和团的战争。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胡绳同志。他在早期着作《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中提出,当时的中外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专制统治者相结合、而与中国人民相敌对的*关系。”“他们出兵就是为了对付中国人民,并不是打满清政府”(注: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4页。)。 他的后期着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说:“他们进兵北京是为了镇压以义和团为代表的敢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而并不是与清政府为敌,恰恰相反,他们倒是要来拯救这个政府,使它不至于在‘暴乱’的人民群众的挟持下继续干自己所并不想干的事情。”(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页。 )胡绳认为:“清政府

[1] 参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林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种历史观的论争》,《近代历史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梁景和:《中国近代史分期与基本线索论战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2] 胡绳最初以哲学而名,如1937年所作《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1938年著《辩证法唯物论入门》,1940年著《思想方法》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3] 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第ⅵ页;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4] 以朝代更替作为历史分期界标,至今仍有学者坚持。李良玉教授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福建论坛》2002年第1期)一文中即强调,1912年民国初创应成为分期界标。房德邻在《中国近代史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北京,2009)对此表示赞同。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提出,以1912年为界标,实质是放弃理论性分期而恢复以改朝换代分期。[手机版乐白家网址 ,5] 参见石父辑译《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华书局1952年版。[6] 胡绳:《同光之际满清朝臣的媚外课程》,《大学》第6卷第5期。[7] 《持恒函授学校课程设计》,《读书与出版》第二年第十期(1947年10月15日)。[8] 胡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学习》第3卷第11期(1951年3月1日)。[9]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胡绳全书》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10]胡绳在具体论述中用了“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一语,在文章末节归纳为“三次革命高潮”。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页。张海鹏认为“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由孙守任首先概括提出,且“并非胡绳本意,只是后来相沿成习罢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张海鹏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似不确切。[11]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7—11页。[12]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的完整表述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95页。[13] 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构建兼容并包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09;《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14] “八大事件”具体所指亦有出入。按照毛泽东所列举,并无“洋务运动”,而“五四运动”通常纳入现代史范围,因此实际只有“七大事件”。而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则纳入了“洋务运动”,此资料丛刊影响极深远,姜涛所作《晚清政治史》(《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张海鹏、龚云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均据此确定“八大事件”包括“洋务运动”。[15] 宫明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页。[16] 蒋廷黻:《清季外交史料序》,《蒋廷黻选集》第3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39页。[17] 王聿均:《蒋廷黻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倡导》,《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期,第22页。[18]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346页。[19] 当然,这里仅为相对而言。如果与陈恭禄、蒋廷黻的著作相较,李鼎声无疑更为重视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陈、蒋著作中均一笔带过,而李鼎声则以较多篇幅作了详细描述。[20]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因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事,“美国侵华史”一度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研究重点,但是,到1954年胡绳提出“三次革命高潮”之时,“侵华史”研究的热度已有所减退。事实上,1966年前,《历史研究》发表有关“帝国主义侵华”的文章仅占2%,在各专题中居于末位。据姜涛:《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21] 戴文葆:《介绍〈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日报1953年1月18日第3版。[22] 戴逸对此提出批评,详见氏著《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人民日报》1959年4月11日第7版。[23] 张振鹍:《回忆范老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24]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胡绳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25] 胡绳:《中国近代史绪论》,《胡绳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18页。[2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26页。[27]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来新夏提出以1839年的“禁烟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上限,虽然只是一年之差,似乎无关宏旨,但“表明中国人民是以英勇抗击侵略者为自己近代历史的开端。它表明中国近代史的光荣开始”,见来新夏《略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年代》,《天津日报》1957年3月22日,学术专刊;《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综述》,《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28] 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29]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02页。[30] 李瑚:《近代史所十年大事简记》(1951—1960),手稿。张振鹍:《回忆范老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2008年1月15日采访张振鹍先生记录。[31] 对孙守任之能注意到中外民族战争的重要性,戴逸表示认同。但他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在封建统治者参加和领导下进行的民族战争”,视为“人民力量的表现”。参见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32] 李新在为《中国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教学大纲》所写前言中明确表示,范文澜的分期意见“较为妥善”。详参李新《关于近代史分期的建议》,《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55页。[33] 1956年高等师范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实际上主要是胡绳观点与孙守任观点的分歧。大多数学者基本接受胡绳的主张,并最终将之采入大纲定稿。1956年综合大学教学大纲最后确定分为4个时期,只是将1912—1919作为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所本仍为“三次革命高潮”。[34] 胡绳:《是圣人还是骗子》,《胡绳全书》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35] 范文澜:《谁是历史的主人》,《进步日报》,1949年5月29日,第4版;《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日报》1949年6月23日,第4版。[36] 《历史问题论丛》,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8页。[37] 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新建设》3卷2期。[38] 郭沫若:《精通烹调术,做出好宴席》,《新史学通讯》,1951年7月10日,第1页。[39] 胡绳:《中国近代史绪论》,《胡绳全书》第2卷,第221页。[40] 胡绳:《中国近代史绪论》,《胡绳全书》第2卷,第230页。[41] 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光明日报》1955年8月18日第3版。[42] 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通过动员广大农民为主要力量而获成功,在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中,农民受到极大的尊崇。[43] 邵循正:《略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读书》1959年第2期。[44]夏培源、邓裕仁、赖端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和教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科学与教育》1958年第4期,第38、39页。[4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0—291页。[46] 石父辑译:《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华书局1952年4月版,第117页。[47] 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48] 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49]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50]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51] 章开沅:《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52] 转引自艾思奇:《民族解放与哲学》,《艾思奇全书(第二卷 1936-1940)》,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67页。[53] 夏培源、邓裕仁、赖端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和教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科学与教育》1958年第4期,第37、38页。[54] 胡绳:《谈党史研究工作》,《胡绳全书》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551页。[55] 胡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919年以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研究提纲》,《学习》第3卷第11期(1951年3月1日)。[56] 建国后“十七年”间,近代史学界召开了太平天国100周年和110周年、戊戌变法60周年、义和团60周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而据近代史研究所1961年所编《关于近工史研究机构、人员、出版和学术活动的材料》(油印稿,近代史所档案《历年工作计划等》)统计,“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论文中,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文章最多,其次是鸦片战争和戊戌变法”。[57] 对《中国史稿》第4册的总体批评意见主要集中于此点,徐嗣山、熊大康、彭明、李刚兴等均认为,此书对列强侵略的一面叙述过于简略。见近代史所档案:《<中国史稿>初稿讨论会简报》、《四川省<中国历史初稿>讨论会书面意见之十三》。[58] 姜涛:《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历史研究》刊载论文情况不能作为唯一依据,但将之视为学界热点转移的风向标则并无大的问题。[59] 张振鹍:《回忆范老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60] 柯安:《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日,第7版。[61] 戴逸为避免混淆,称之为“广义概念的阶级斗争”。见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62]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2版,第31页。[63] 林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种历史观的论争》,《近代历史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7页。[64]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范文澜全集》第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第377页。[65] 刘大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7—8页。[66] 《中国近代史》,冀中新华书店1947年9月印行,第41页。按:裕谦本为蒙古镶黄旗人,范文澜后来予以修订。参见《范文澜全集》第9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67] 《中国近代史》,冀中新华书店1947年印行,第196页。[68] 对杜文秀的评价是当时近代史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吴乾主张杜文秀是回族英雄,农民起义领袖。马汝珩认为,杜文秀领导回民反清,应予肯定,后期依靠英国应否定。见近代史所编:《关于近代史研究机构、人员、出版和学术活动的材料》(油印本,近代史所档案《历年工作计划。[69]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10月25日第3版。这篇报告由卞孝萱提供,佟冬加引言,作为未刊文稿发表于1978年《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上,显然是一种误会,事实上此文1956年即在《光明日报》发表,且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1957年三联书店版)收录。[70] 《胡绳全书》第5卷,第234页。[71]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7月版,第57页。[72]齐谷:书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大公报》1950年11月16日,第6版。[73] 胡绳:《专制和卖国》,《新文化》1947年3卷第1、2期合刊,第20页。[74]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书店1948年7月版,第53、56—57页。[75] 这一争论主要在《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展开,代表文章有:洪源:《阿古柏政权的本质和清兵西征的意义》,《光明日报》1954年12月23日,第3版;樊啸:《对于阿古柏这一人物评价的商榷》,《光明日报》1955年1月20日,第3版;郭应德:《纠正我以前对阿古柏评价的错误看法》,《光明日报》1956年6月21日,第3版。[76] 四版序言作于1954年4月,此时修改已经完成。[77]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页。[78] 《中国近代史》,冀中新华书店1947年印行,第193—194页。[79] 九版说明作于1954年8月,此时修改业已完成。[80]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4页。[81] 以上均为刘大年读书批注,刘潞先生提供。[82]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83]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6卷,第1页。[84] 赵矢元、李喜所:《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85]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页。[86]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讲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研室编,1964年5月。值得注意的是,可能是意识到其间的偏颇,刘大年用铅笔将第3讲“义和团运动”改为“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87] 例如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1983年第3期)、林增平《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思》(《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6期)、张海声《‘三次革命高潮说’能不能成立》(《甘肃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步平《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3页)等文均作如是理解。[88] 邓卫中:《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读胡绳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11月30日,第5版。[89] 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6月第1版,第10页。[90] 据笔者掌握资料,在苏双碧1982年2月7日发表书评之前,仅邓卫中(署名“晓登”)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对一些问题具有独到见解》(《文汇报》,1982年1月4日,第3版)、《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读胡绳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11月30日,第5版),以及陆仰渊之《史论交融,见解独到的近代史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介》(《广西日报》1982年2月4日第3版)已发表。比照内容,引起胡绳不安的书评当为邓卫中之作绝无疑义。而邓后来似乎一直未曾意识到此点。[91] 苏双碧:《和胡绳交往二三事》,《思慕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92] 苏双碧:《学术领域的可喜成果——读胡绳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光明日报》,1982年2月7日,第3版。[93] 祁平:《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期。

第三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在此期间,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重新走上了健康合理的轨道。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约发表有关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论文近900篇,出版各种资料集、 专着论文集近四十种。在这些论着中,涉及的方面很多。本文就其中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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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爱国的性质,这一点基本上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但是,近年来,史学界在具体问题上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并且在是否反封建,是否排外以及宗教迷信等问题上,分歧还很大。

1、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革命还是农民战争。建国以来, 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次“农民革命”。(注:刘大年: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1960年8月30日;)胡绳认为它是古代“农民革命、 农民战争的继续”,(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54页;)苑书义认为,根据“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劲军”的原理推定,这一次运动是“依靠农民群众掀起的反帝风暴,是以民族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战争”,(注:苑书义: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1987年,第416页; )同时也是民族战争。(注:苑书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问题,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有的学者则认为,义和团运动不是农民战争,而是革命运动,(注:陈业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社会科学探索1 990 年第五期;)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最高峰”。(注:张守常:中国近代农民革命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后来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异义,左步青、张鸣九等认为,义和团运动没有触动封建制度,也没有能够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因此,它不是农民革命。(注:左步清、张鸣九:评戚成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历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廖一中则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但不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但不是自觉的民族解放运动。”(注:廖一中: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0年5 月27日;)也有的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即便不能算是一场革命,至少可以当着是一次革命战争高潮的组成部分,即把革命高潮时间拉长,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到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合起来算为一个革命高潮。(注:苏双碧: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 1985年版,第329页;)

2、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建国以来, 关于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大致说来,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只是单纯的反帝斗争,而不具有反封建性。李侃认为,“义和团并不反封建主义,也没有提出要推翻封建政权和改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并且义和团并“不是把清朝统治者当作帝国主义的走狗,决心把它推翻,而是把它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去加以扶持”,所以,义和团运动并不具有反封建性,只是单纯的反帝斗争。(注:李侃:关于研究义和团运动方式的几点意见,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史国瑞认为,虽然义和团与清军官兵发生了冲突,但是这些斗争仍然属于反教的目的的,都是灭洋反教的被迫自卫,不足以表明它的反封建性。(注:史国瑞:评义和团反封建说人文杂志1980年第二期;)冯士钵也认为,义和团斗争的目标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注:冯士钵:义和拳·义和团·扶清灭洋、历史教学,1980年第七期;)

第二种意见认为,义和团不但反对帝国主义而且还反对封建主义。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义和团“在某些地方也直接指向封建地主阶级”,翦伯赞也认为,“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因而它本能的带有反封建的性质。”(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五期;)荣孟源则认为,“义和团在农村打击地主,抗租抗粮,正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朱金甫、庄建平认为,山东义和团对抗官兵, 浴血奋战,所付出的代价决不比在反帝战斗中少,怎么能说“义和团只反帝而不反封建呢?”(注:朱金甫、庄建平: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笔偶存〉述略,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史思群认为,“义和团原来是反封建的革命组织,后来转向反对帝国主义。”(注:史思群:论义和团反帝国主义斗争,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张毅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民族战争同时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注:张毅:山东史学集刊,1983年第一期;)

第三种意见居于两者之间,认为义和团运动主观上并不反封建主义,但客观上起了反封建的作用。刘大年认为,义和团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封建,但客观上它是勇于反封建的。陈振江认为,义和团反帝是第一要务,反封建居次位,各地义和团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反,有的不反。(注: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辩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胡绳则认为,“农民并不是不反封建,问题在于农民的落后地位决定了农民阶级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很恰当的结合起来。”(注:胡绳: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失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有的同志认为,“反封建”有个标准,主要是指反对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或经济剥削,不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来苛求农民。(注:戚其章:关于义和团评价的若干问题,东岳论丛1980年第四期;)

3、义和团运动排外问题。关于义和团排外问题, 解放后的一些论着对此作了具体科学的分析。然而,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批评义和团的人往往过分强调义和团的“排外”问题而无形中贬低了它的革命性;赞扬义和团的人却只强调其反帝爱国的革命本质而避开排外主义问题,或者将两者分割开来,否认其联系。因此,在这一问题上至今亦无定论。王致中认为,义和团笼统排外表现为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新生事物,“对于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都统统采取打翻在地加以横扫的态度”,“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张玉田认为,义和团的落后性“主要的表现则在它的笼统排外主义的斗争目标,”不仅对洋人进行斗争,“对国内与洋人有关的人、物、事也不加区别一律打击。”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持相异观点。朱安东认为,义和团排外虽然与农民的小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阶级局限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引起的,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自然产生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映。”(注:朱东安、张海鸥: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二期;)何若钧认为,义和团“排外”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地主阶级盲目排外思想;(注:何若钧:义和团思想论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吴剑杰认为义和团“受历史的限制,只能达到那么高的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只能采取那样的竞争。”(注:吴剑杰: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武汉大学学报史若民认为,“排外”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封建专制统治集团,与农民阶级无关”。(注:史若民:义和团仇洋灭教、排外思想探渊,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程啸则认为,“排外”是由于义和团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再加上封建顽固派乘机冒充“灭洋”的政治代表,用“攻异端”,“卫圣道”的陈腐观念来煽动,“从而使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行为更加恶性膨胀。”(注: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在路遥的《义和团运动》中有孙祥民的观点,即笼统排外“是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尖锐激发起来的正义反抗。”也有丁名楠的观点,即“反帝”和“排外”是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反帝应该肯定,“排外”是愚昧落后的标记,但“对于它既不能苛责,也不能替它辩护。”

4、义和团迷信色彩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大部分同志都承认义和团的迷信色彩。但是,却在具体的评价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范文澜,翦伯赞认为,因为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不可避免的要带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来作为其斗争的精神武器。(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五期;)一个美国学者认为,义和团利用宗教迷信来演练自己的礼仪活动,是“义和团宣传自己和扩充队伍的基本手段。”周锡瑞:民众文化、政治戏剧与义和团运动,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期;)程啸认为,这种教门信仰和正统神权庞杂交错的信仰意识对于“农民反侵略力量的勃兴和凝聚起过催化作用,但同时又窒息了这支力量的健康发展,成为导致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注:程啸:拳民意识与民俗信仰,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三期;)孙祚民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迷信色彩,虽然是“一种落后的表现,却有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注:孙祚民:义和团运动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文史哲1991年第九期;)陈振江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落后性,已从早期“打击个别的教会,教民,教士等狭窄的圈子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瓜分和不平等条约方面,”是一种进步。 (注:陈振江: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 历史教学1991年第六期;)以廖一中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主张对义和团的封建迷信的评价应一分为二。他们认为,在运动初期,义和团的宗教迷信对于集聚力量,鼓动群众,严明纪律起过积极作用,可是后来却起了相反作用,模糊了起义的理想和腐蚀了群众的斗争,它宣传的“刀枪不入”给义和团造成了很大损失。杨天宏认为,当时民众知识能力低下,是吸引人民参加的主要手段,就连“西太后也信以为真,乃对洋宣战。”(注:杨天宏:义和团“神术”论略,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五期;)乔还田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迷信,“比起他们负担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流来,毕竟是支流末节,”并且,“在迷信的背后,隐藏着现实的革命狂热,这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主义精神。”(注:乔还田:也评义和团的“排外”和迷信色彩,文汇报1986年10月21日;)

二、关于“扶清灭洋”口号

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普遍提出了“扶清灭洋”、“保清灭洋”、“顺清灭洋”一类大致相同的口号。然而,关于此类口号的一些具体问题,却在史学界引起很大争论。

1、“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 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认为,“扶清灭洋”是朱红灯提出来的,是为了“要吸引反洋教群众加入义和拳,改提‘扶清灭洋’口号”的。(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李俊虎认为,义和团一面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要反抗清政府的镇压,这样会给斗争带来更大的阻力,也增添了不少困难,于是,义和团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树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号的。(注:李俊虎:试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历史教学1963年第二期;)戴逸则认为,“扶清灭洋”是毓贤提出来的,他说,当山东巡抚发现自己的腐朽的军队不能消灭汹涌的革命势力,就“转而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的民间组织,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来代替‘反清灭洋’”。(注:戴逸: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人民中国1955年第十三期;)廖一中等在《义和团运动史》中称:鲁西北义和团“一八九八年十月在冠县蒋家庄首先提出了‘助清灭洋’的口号。”陆景琪认为,“一八九八年春,四川大足县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就打起了‘顺清灭洋’的旗号。”(注:陆景琪: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爆发及其斗争,山东大学学报路遥也同意这个观点,但认为是在一八九八年七月提出来的。(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吴思欧和陈瀛涛则更具体的说,这口号是四川大足县余栋巨提出来的。(注:吴思欧:略论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陈羸涛:第一次提出“灭洋”口号的余栋臣,文史知识1982年第十一期;)而戚其章和王如会等则认为,“扶清灭洋”是大刀会提出来的,(注:王如会:甲午战争和山东大刀会的兴起,东岳日报1984年4月7日;)是由大刀会“兴华灭洋”的口号演变而来的。(注:戚其章:“灭洋”口号的由来,光明日报1984年4月7日;)

2、“扶清灭洋”口号的内涵。一种意见认为, “扶清”是扶保中国的意思,“灭洋”则为排外。丁名楠认为,“当时的农民分不开清廷和国家的关系,清朝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中国”,“灭洋”可解释为排外。(注:丁名楠:义和团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0年第二期;)荣孟源也认为,根据义和团的告白中的“保护中原,驱逐洋寇”类似的口号可以看出义和团的“扶清是扶保中国”。(注:荣孟源:义和团运动评价管见,东岳论丛1980年第二期;)

以廖一中等学者认为,“扶清”包含扶保中华和扶保清朝双重内容,而“灭洋”则是反帝与笼统排外的统一体。(注:廖一中: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文海也认为,“在当时,‘清’字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朝廷,政府;另一是指大清国,即中国。”(注:李文海:义和团“扶清”口号的双重含义,人民日报1982年第五期;)陈月清认为,“义和团的‘扶清’包含有“扶保中华’和‘扶清”双重内容,”而“灭洋”除了反之外,也有笼统排外的意思。(注:陈月清: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

李侃等则认为,“扶清”是扶保清朝,“灭洋”是笼统排外,而绝不等于“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口号。(注:李侃: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79年第二期;)而路遥却认为,上述提法都不全面,要正确理解“扶清灭洋”的内涵,“有必要从不同阶段,不同地区队伍中去进行剖析”,这样才有可能“作出全面的评价。”(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3、对“扶清灭洋”口号的评价。一是这个口号是不是策略问题。 陈振江认为,“扶清灭洋”口号是一种策略,是义和团为实现其“杀洋仇教”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斗争手段,亦是人民群众长期的反洋教斗争的产物,“扶清”的前提是“灭洋”,有利于“灭洋”则扶,否则义和团就自行其是,可见“扶清”是权宜之计,具有策略意义。(注: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一些同志则不同意这个观点。王致中认为,“扶清灭洋”口号“很难说是策略,即使是早期的反清,也是同‘复明’的思想相联系的”,“‘要扶清’,‘保清’,就根本不能‘灭洋’”。(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程啸认为“扶清灭洋”不是策略,而是“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结果,又是农民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注: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李侃也认为,义和团“提不出类似于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样的政策和策略的”,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但它模糊了清朝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导致最后被清政府利用而惨遭失败。(注:李侃:关于义和团评价问题, 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还有一日本学者认为,“顺清灭洋”是一种“传统的家长式的庇护和服从的关系的反映”,“是义和团大众对待权力的意识变迁的表现。”佐藤公彦:义和团民众的权力表现,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期;)

二是关于“扶清灭洋”口号的作用问题。一种认为,这个口号起过积极作用。陈月清认为,对“扶清”不能全盘否定,它在义和团初期起过好的作用,不仅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也减少了来自清政府的压力。(注:陈月清:关于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苑书义也认为,义和团并不单纯主张“扶清”,而是把“扶清”与“灭洋”连在一起,“扶清”是为了“灭洋”。(注: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刘大年却认为,“扶清灭洋”起了积极作用,它集中表示出义和团斗争的锋芒是针对外国侵略者的。不管什么人,只要赞成“灭洋”,义和团就加以联合,扶持,这就有号召统一行动之义,当然,“灭洋”中也反映了在义和团中存在有笼统排外思想,,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一种认为,这个口号既有积极,也有消极作用。欧阳跃峰指出,“扶清灭洋”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反抗性和落后性的统一。(注:欧阳跃峰:从“扶清灭洋”到“奉旨灭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徐海安认为,“扶清灭洋”主流是“反侵略反奴役,同时暴露了农民阶级的落后,保守,”“用‘灭洋’来反帝与排斥先进技术却行不通,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注:徐海安:义和团“灭洋”探析,学海1991年第三期;)而范大章则相反,他认为,“扶清灭洋”给义和团运动加上了封建主义的深深印记,使得这一运动未能超越封建主义“卫道排外”的藩篱,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注:范大章:对“扶清灭洋”的再认识,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二期;)

三、关于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义和团运动时期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又有严重的派系倾轧,因而构成了对义和团的不同态度。究竟清政府与义和团是什么关系,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手段,这是史学界争论的问题。

1、关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金家瑞认为,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以“剿”为主,只是后来由于义和团力量越来越强大,清政府才“改剿为抚”的。金冲及、胡绳也持同样观点,认为主要以镇压为主。而廖一中等则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一贯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而不是镇压;(注:廖一中: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历史研究1980年第三期;)义和团既没有反清,当然不必镇压义和团,两者是合作的关系。(注:廖一中:再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六期;)刘天路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方针一直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注:刘天路: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有人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的复杂性和反动性,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注:李文海: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三期;)因此,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各种复杂情况改变而改变的。总的说来,可以以义和团入京被招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戚其章认为,在前一阶段,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注:戚其章: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2年版;)而林敦奎、李文海则意见不同, 认为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的是“既不剿,又不抚”的方针。(注:李文海: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

在后一阶段,关于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问题上则有严重分歧。苏寿桐认为,在这一阶段,义和团运动已被封建统治集团所控制,成为“努力王家,同仇忾”的工具。(注:苏寿桐: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0年4月22日;)另一种观点则与此相反, 认为清政府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丁名楠认为,“清政府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如果继续坚持镇压义和团,首先肯定是清政府的被推翻。”(注:丁名楠:关于发言纪要引起的一些意见,光明日报1980年5月12日; )杨济安等也认为,义和团虽然被清政府欺骗、利用,但总的说来,义和团还是占据优势而控制了京城。(注:杨济安、张守谦: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斗,光明日报1960年5月12日;)路遥却来个不偏不倚,认为在这个阶段, “很难说谁控制了谁,但与先前相较,显然是由于义和团的大批涌入,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2、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变化的原因。 关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虽然在以“剿”为主还是以“扶”为主有分歧。但大家都承认,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对义和团政策的改变呢?史学界仍没有定论。

传统的说法是,清政府无力或不敢以武力阻止其进入京津,因而变“剿”为“抚”。胡绳也认为,是西太后害怕在京城动刀兵,因而派刚毅去“劝导”,“晓谕”义和团。(注:胡绳: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近来吴思鸥认为,西太后“归政”的恐惧症是“构成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发展变化的主因。”(注:林华国:关于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的几个问题,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

在路遥的《义和团运动》中有廖一中等的观点,认为是因为后党为了利用义和团的声势和力量来抵制英、日等国对废帝立储的干涉,才对义和团别有用心的支持的;林华国的观点是,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义和团,清政府,帝国主义三种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所造成的。”路遥则不同意上述的说法,他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的变化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所造成,”另一方面也是“义和团力量的迅速发展使清政府感到威胁所致。”(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四、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

义和团运动无疑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是一场正义的斗争,它无可非议的有着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是,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在史学界有着许多不同意见。

1、对当时的社会的作用。大家一致认为, 义和团运动在当时不仅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而且也暴露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和无能;同时还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但是,义和团运动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中起了多大作用,却有着分歧。

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稿》中认为,义和团“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苑书义也认为,之所以帝国主义未能瓜分中国,是因为义和团的英勇的斗争。(注: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苏双碧也认为,“至于义和团是否阻止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这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注: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廖一中在《义和团运动史》中认为,义和团不可能阻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却“迫使帝国主义在侵华的态度和方式上变得稍微小心谨慎了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做法。”孙占元也认为,义和团运动“迫使帝国主义改变了侵华的手段。”(注:孙占元:义和团与晚清社会,北方论丛1991年第一期;)吴民贵则认为,帝国主义未能瓜分中国,除了义和团英勇斗争外,还有列强之间尖锐的矛盾。(注:吴民贵: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对后世的影响。义和团运动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一日本学者认为,如果“以义和团的民族精神并克服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思想进行抵抗,最终必将取得革命的胜利。”久保文次宫崎滔天对义和团的评价,山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一期;)廖一中认为,“义和团运动激发了晚清新政的产生,同时又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某些条件。”(注:廖一中:义和团运动对朝鲜的影响,历史教学1959年第二期;)孙占元认为,义和团“对中国近代化起到了间接的促进作用。”(注:孙占元:义和团与晚清社会,北方论丛1991年第一期;)朝鲜学者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称其为“义和团的壮举!义和团群雄唤起了人民宣誓消灭倭洋,形成了万里长城般的巨大力量。”崔泰镇:义和团运动对朝鲜的影响,历史教学1959年第二期;)徐梁伯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以“自豪、勇敢、保守、蒙昧、脆弱”为特征的古典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注:徐梁伯:义和团运动和古典爱国主义的终结,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五期;)张淇岳认为,义和团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对20世纪民族工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还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近代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化。(注:张淇岳:简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作用,延安大学学报王业兴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近代化进程,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注:王业兴:近代化在中国的嬗变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史学月刊1991年第六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也高度评价这一运动,称其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胜利的奠基石之一”。(注:周恩来: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日;)

3、关于义和团对思想文化的影响。胡维革、 郑权认为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是一种中西方文化冲突,即是“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平等思想与等级观点”,“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宗教慈善与传统秩序”,“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外来宗教与土着宗教”之间的冲突,因而不可避免的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影响。(注:胡维革、郑权: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东北师范大学学报赵燕玲也认为,义和团运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冲突,并且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转折。(注:赵燕玲:试论义和团与中国传统文化,韶关大学学报欧阳跃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义和团反帝斗争,而传统文化中的陈旧的“夷夏之辨和天人合一”又使义和团归于失败。(注:欧阳跃跃:义和团运动与中国文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苏位智认为,义和团运动“失败”的作用大于成功的作用,因为它从正反两个方面促进了资产阶级排满革命思想有形成和发展,就连以章太炎为首的部分维新人士也投入了革命派的营垒。(注:苏双碧:义和团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1982年第一期。)

八十年代以前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上基本上偏重于对基本问题和旧争论的再认识。进入八十年代,则主要倾向于深入探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重点,是注重研究社会背景、社会文化动态、社会结构与游民社会等等,从中去探索义和团运动的全貌。并力争从微观着手,体现宏观。当然,人们期待着在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上取得更大成绩。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动态》199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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